【重磅】《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出版(蔣慶、陳明、康曉光、余東海、秋風著)

欄目:儒生書系
發布時間:2016-06-18 09:16:02
標簽:
儒家網

儒家網是由當代中國儒生主辦的公益性思想文化網站,秉持儒家立場,以承續儒家文明、推動中華復興為己任,努力促進中國學術繁榮、文化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復興。主持出版《原道》輯刊、《儒生》集刊和“儒生文叢”,編發《儒家郵報》(電子),組織、支持開展各種思想文化活動。



◆當代“大陸新儒家”五大重鎮聯手,重拳出擊◆

 


蔣慶:

當代中國第一個儒家書院陽明精舍山長,“大陸新儒家”精神領袖。


陳明:

中國大陸“文化保守主義之旗”《原道》主編,“大陸新儒家”發言人。


康曉光:

悲天憫人之心,經世濟民之志,扶貧、公益、NGO領域的著名社會活動家。


余東海:

多年前的網絡江湖風云人物“東海一梟”,道德文章韓潮蘇海大氣磅礴。


秋風:

融貫中西,橫跨政經,激揚文字,以身弘道,乃當世通儒。



   


《中國必須再儒化——“大陸新儒家”新主張》

蔣慶 陳明 康曉光 余東海 秋風 著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


【本書簡介】


本書是當代中國“大陸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論集,集中展現了當代儒家對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及主張,也可以說是儒家自“文革”以后,第一次集體發聲,吹響了復興儒學、回歸道統、儒化中國的集結號。


本書既有作者對當代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之立論直言,也有對時下各種思想流派對儒家批評質疑的回擊辨正。立論若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回擊若短兵相接刀鋒相見,無異于是一場精神大餐思想盛宴。


本書語言風格淺白易懂,極高明而道中庸,于無聲處見驚雷,極具可讀性。


本書由儒家網出品,任重主編,新加坡南洋孔教會資助。


【本書背景】


儒家塑造了中國。

無儒家,不中國。

儒家中國,緊密相連。

這既是歷史,也是未來方向。

近代以來,西化思潮侵襲中國:

打到孔家店、批林批孔、河殤……


物極必反,一陽來復。

今日,執政黨自命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

百年劫難,儒家終于再次登場。

小康社會,以德治國,以人為本……

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

皆源自悠久而偉大的儒家思想。


現今中國最大的文化現象是儒家復興。

儒家復興,道統回歸,中國儒化,

必將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必以儒家文化的復興為最高標志。



【本書作者】


  


蔣  慶:西歷1953年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于貴州貴陽。陽明精舍山長。著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儒學的時代價值》《再論政治儒學》《儒教憲政秩序》《廣論政治儒學》等。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陳明:西歷1962年生,湖南長沙人。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創辦《原道》輯刊并主編“原道文叢”。著有《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態的知識分子研究》《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思辨與論辯》《儒教與公民社會》等。


  


康曉光:西歷1963年生,遼寧沈陽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著有《仁政——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中國歸來——當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研究》《陣地戰——關于中華文化復興的葛蘭西式分析》《君子社會——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等。


   


余東海:本名余樟法,西歷1964年生,原籍浙江,現居廣西。民間獨立學者。著有《大良知學》《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仁本主義論集》等。


  


秋風:本名姚中秋,西歷1966年生,陜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發現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傳統》《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等。


【本書目錄】


▇ 蔣慶: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一、王道政治是儒教憲政的義理基礎

二、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

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歷史的真實

四、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

五、王道政治是對民主政治的揚棄與超越

六、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體落實

七、為什么要重建中國儒教

八、儒教一直是中國的國教

九、重建儒教是中國文化復興的當務之急

十、中國不能步非洲的后塵被“基督教化”

十一、回應許紀霖先生:中國必須恢復國家化的儒教

十二、駁袁偉時:我們對民族主義“實與文不與”

十三、駁鄧曉芒:只有復興儒家,才能解決政治腐敗

十四、中國政府祭孔的傳統一直留傳,至今未絕

十五、政府利用儒家必須要有誠意與得體的方式

人物背景:蔣慶的儒學之路(陳冰、陳寅)


▇ 陳明:超左右、通三統、新黨國


一、我為什么要對“中國夢”進行儒家式解讀

二、超左右:突破五四確立的革命話語和啟蒙方案兩種宏大敘事

三、通三統:對滿清、民國在中國政治譜系上的地位給予充分肯定以重建歷史

四、新黨國:以人民、民族、國家為基本概念

五、大陸新儒家何以崛起?

六、廢科舉之后儒家何為?

七、作為“公民宗教”之儒教的版本顯然是相對最薄的

八、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儒教是重塑國族的基礎

九、國學熱的目標應該在于陶冶模塑國人的文化意識

十、儒家的民族主義比較溫和、有人情味

十一、又聞荊柯來刺孔:李零乃學界一憤青

十二、關于施瑯的爭論:皇漢是用腳趾頭在思維

十三、再說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駁朱學勤

十四、習近平紀念孔子,當然要高度肯定

人物背景:永遠的邊緣人陳明(周懷宗)


▇ 康曉光:我為什么主張“儒化”


一、我捅了兩個“馬蜂窩”:民主完美和儒家萬惡

二、對現狀的分析評判:有效率,不公正,缺乏合法性

三、對民主的有效性批判

四、對民主的合法性批判

五、仁政藍圖三位一體:道統、學統與政統

六、兩種大趨勢:再中國化與再西方化

七、要漸進改良,不要激進革命

八、重建仁政不僅可以保民,還可以王天下

九、中國必須走向儒家憲政

人物背景:儒教激流中的康曉光(何干)


▇  余東海:儒家共識和中華愿景


一、無文化共識,政治共識很難構建

二、中華是儒家身,儒家是中華心

三、仁本主義:愛集體愛國家愛民族愛社會

四、信仰圣賢和天地君親師

五、儒佛道三家人性論主流皆主性善論

六、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民為本

七、我所設想的《中華憲政綱要》

八、中國夢的文化共識

九、習近平終結了持續近百年的“去中國化運動”

十、儒家應對民主政治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十一、全盤西化追求的結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盤叢林化

十二、別人可以開出的好東西,儒家也可以開出來

十三、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點

人物背景:讓中國回“家”——記儒者余東海(格筠)


▇ 秋風:復興儒家,復歸道統


一、中國自由主義為何呈現頹勢?

二、自由主義的一大困境:與中國的疏離

三、極左派是當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礙

四、我為什么跪孔子

五、回歸道統已經開始

六、一個文教,多種宗教

七、中國文化與政治之大轉折

八、儒生當然可以入黨

九、通過文化認同,建立政治認同

十、儒家不急,時間永遠在儒家一邊

十一、中國有良心的學者最終都必歸于儒

十二、我的主張: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人物背景:我們血液里的儒家——秋風先生訪談記(曲輝 白帆)


附錄


壹、“大陸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家”(王達三)

貳、國族崛起下的儒學與自由主義(任鋒)

叁、紅色新儒家習近平(馬浩亮)


▇ 代后記:習近平紀念孔子,重建執政合法性〔三篇〕(任重)




【代后記】



習近平紀念孔子,重建執政合法性〔三篇〕

作者:任重(儒家網總編)


    篇一:習近平為何牽手儒家?


  


繼參觀儒家圣地曲阜孔府之后,在2014年“五四”當天,習近平來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特地看望了哲學系老教授、中華孔子學會會長湯一介,并詢問湯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叢書《儒藏》編撰進展情況。據官方正式報道,習近平同湯一介“促膝談心”,并配發了習近平牽手湯一介的照片。之后不久,天安門廣場電子大屏幕又打出“仁愛、民本、誠信、正義、和合、大同”標語,內容全是儒家價值觀。習近平上任以來,對中國文化“親近”舉動頻頻,令人矚目。

 

在2013年8月19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提出了“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舉辦主題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集體學習,習近平提出“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論闡述。

 

尤其引發高度關注的是,2014年3月至4月,習近平訪問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等歐洲四國,大談特談中國文化,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并且身著“中華立領”參加國宴,以實際行動彰顯其所極力宣揚的文化自信。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習近平高調推崇中國傳統文化,對“五四精神”所標榜的民主、科學,以及對馬克思主義一帶而過、不費口舌,但卻對儒家經典語句信手拈來、如數家珍。在2014年5月15日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習近平更進一步提出“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其中全是儒家核心觀點。

 

分析習近平上任以來的講話,其特點越來越明顯,即對原有的意識形態很少提及,但念念不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中國夢”,著力擺脫意識形態束縛,從更高層面上追求文明復興。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論述,思想資源主要來自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以至于有學者認為“他比多數儒家學者(包括湯一介、余英時)更有儒味”(余東海)。

 

“大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秋風敏銳觀察到,在“8?19講話”中,習近平論述了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將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間的關系:“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在習近平這里,歷史傳統、文化積淀成為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這種理念的轉變,以“打到孔家店”起家的執政黨,從未有過,可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那么,習近平及其代表的執政黨,為何要做出這種選擇和轉變?當代儒家另一重鎮康曉光,對此做出了理論闡釋。康曉光最近發表了題為《大轉軌——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轉軌理論及中華民族復興戰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種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激進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等理論不同的當代中國發展理論——大轉軌理論。與眾不同的是,康曉光認為繼經濟轉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轉型,而不是新權威主義預言的政治轉型。該階段權威主義政體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條件是必須繼續鞏固和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須積極推動以儒家文化復興為核心的文化建設,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領導權。康曉光判斷,當下中國處于國家轉軌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以復興傳統文化為使命的權威主義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這一權威主義政府的核心歷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領導權,為建立儒家憲政創造經濟和文化條件。基于此,康曉光認為,與各派民間勢力的主張相比,當政者的主張和作為更為周全,也更為符合大轉軌理論的階段性要求,其作為庶幾可謂“基本恰當”。

 

無論是習近平牽手儒家,或是儒家與執政黨握手言和,任何理論解釋和價值批判,都必須立足中國當代歷史發展過程和當下現實情景。眾所周知,上世紀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識,但進入九十年代,思想界開始分裂,而且裂痕越來越大,現在,應是再次尋找共識的時候了。中國文化傳統,既是各派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當下中國,右派優于求民主、法治、人權,弊于美化西方、妖魔傳統、抹黑政府;左派優于求平等、民生、強國,弊于倡階級斗爭、崇馬、拜毛。兩派中皆大有偏執者,政治認同難一致,較古之中國士大夫群體及今之西方精英群體相差甚遠。相較于左右兩派,儒家可謂走“第三條道路”的中間改良派,不希望中國發生顛覆性革命,認為于國于民皆不利,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現今仍被西方擠壓,中亞北非諸國顏色革命后陷入動亂,殷鑒不遠。

 

故此,習近平及其代表的執政黨向中國傳統回歸,絕非出于個人好惡和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迫于形勢發展。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復興的標識,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以儒家為主流的中華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現代性、重建民族主體性上,是重塑國族、實現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也是以“文化中國”推進臺海兩岸統一的需要。就歷史大時段來看,民國可類比春秋戰國,共和國可類比秦漢。當局既不是如批評者所謂的一無是處,但亦不是自詡的完美無缺,而是深藏危機。執政黨若能順勢而為,效漢武帝復古更化、撥亂反正,復歸中華道統,施行儒家憲政,既可保證國家成功轉型,亦可再建千秋偉業。


(注:此篇發表于2014年5月26日南華早報中文網)


    篇二:習近平為何批評“去中國化”


  


2014年9月9日,習近平前往北京師范大學看望一線教師并參觀有關成果展覽時,聽說語文、歷史、思想政治三門課標是全國統一,當場明確表示,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習近平使用“去中國化”的說法,此定性不謂不重,引發高度關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陸民眾對“去中國化”這一名詞的熟知,始于臺灣某些有臺獨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論和政治舉動。兩岸分治之后,臺灣一直以“中國”正統自居。蔣介石在1966年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主要就是針對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后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覺的臺灣在文化上要比大陸更“中國”。

 

今天中國大陸思想界對立日趨嚴重,裂痕越來越深,對未來發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認同上,很難達成共識。政治認同難一致,深層次原因是沒有文化認同。因為,政治認同所需的道義合法性依據,必須由得到認同的文化系統中之價值原則來判別提供。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歷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時代,雖然變通妥協地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論支持,但并未放棄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強調“道統”高于“政統”,以道匡君,造成的現實影響是“文化認同”高于“政治認同”,成功塑造了“中國性”。中國之所以是“中國”,就是因為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塑造的。無儒家,不中國。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長一段時期,執政黨不但不以中華道統繼承者自居,而且對這一延續幾千年的道統予以了徹底否定,企圖建立新道統,另開新世界,再創新歷史,結果導致“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分離,中國歷史也不再“延續”,給國家認同埋下巨大隱患。隨著特殊歷史時期意識形態高壓的退去,這一隱患開始逐漸顯露,某些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離心離德,即為一例。

 

歷史和現實俱證明,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民眾對政權合法性的認同,包含有眾多復雜因素,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和道德價值,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影響著政治清明程度和國家治理水平。例如,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國民對國家向心力和政治認同的重要內容。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果斷結束了對中國傳統的否定性批判,執政黨也有意識地淡化意識形態色彩,強化“中國性”。將原來黨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補充修訂為“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修訂,意味著執政黨向中華道統的回歸。

 

不可否認,執政黨一直在有意識地向中華道統回歸,雖然艱難而緩慢,但也算平穩順利。十七屆六中全會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十八大則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明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是汲取過去在救國建國的劇烈動蕩中“拋棄傳統、丟掉根本”的深刻教訓之后,極為大膽的理論突破。

 

將核心價值觀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要解決中國人“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的問題。只有核心價值觀在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富營養,在延續中穩定,在穩定中延續,方可增強文化自信,推動政治認同,促進國家認同。

 

結合習近平就任最高領導人以來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圖回歸中華道統的意圖,已經非常明確,故有論者認為:“近百年來,尤其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破壞相當嚴重。文革幾乎將中國傳統文明徹底摧殘。中國社會如今出現道德災難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傳統文明的急先鋒,毛澤東是罪魁禍首。而有些自由派對儒家傳統文化也相當排斥,甚至將之與現代普世文明對立起來。在這方面,左右兩派的認識都不如習近平。習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個肯定儒家傳統、將中華傳統文明視為根本的最高領導人。”(劉放)更有人認為,習近平是“紅色新儒家”(馬浩亮)。

 

習近平復歸中國傳統之努力,既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也為執政黨平穩順利轉型慮,用心良苦。可惜,國人西化日久,對中國文化成見甚深,且整個社會危機四伏,政治積弊難除,黨內外認識不一,撥亂反正,尚需時日。無論如何,習近平復歸道統以“再中國化”之努力,不僅可使執政黨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國免遭一劫,必將對中國未來政治和社會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注:此篇發表于2014年9月16日南華早報中文網)


篇三:習近平為何要紀念孔子


   


2014年9月24日上午,習近平出席國際儒學聯合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這是繼去年十一月參觀曲阜孔廟并發表講話、今年“五四”到北京大學牽手中華孔子學會會長湯一介之后,習近平第三個親近儒家的“大動作”,故再引發巨大關注。1949年以來,孔子從未受過中國最高領導人如此之高的“禮遇”,以至有人認為中國尊孔崇儒的時代,再次來臨。


孔子是中華文化的象征,政治領導人對孔子的態度具有風向標意義。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到今天,執政黨對孔子的態度,經歷了全面否定、部分肯定和充分尊重的過程。繼“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文革”承其余緒,以更猛烈的態度“砸爛孔家店”,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遭到徹底批判和否定,也被徹底污名化和妖魔化。“孔圣人”之尊稱被“孔老二”之蔑稱所取代,對民眾的心理產生了極大影響。


文革的結束及對之徹底否定,不僅意味著對前一階段政治路線的否定,也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即某種意義的肯定。伴隨著改革開放,在學術界,海外新儒家和港臺新儒家的著作回歸故里,帶來了陣陣躁動。在民間,文化熱、國學熱一浪高過一浪,不斷牽動著人們的思想神經。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事件是,留在大陸的儒家代表性人物梁漱溟、馮友蘭等學者,在1984年發起成立了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文化書院。


與此同時,官方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并釋放出明確的信號。1984年9月,中國孔子基金會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批復成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任名譽會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任會長。在左傾思想仍很嚴重的時代,此舉之意義可謂非同尋常。


在孔子基金會成立十年后,1994年10月,國際儒學聯合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布成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接見了與會代表。國際儒聯第一屆、第二屆會長是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第三屆、第四屆會長(即現任會長)是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葉選平。毋庸諱言,無論是孔子基金會,還是國際儒聯,都有強烈的、明顯的官方色彩,代表了官方對孔子的態度。


在國際儒聯成立十年后,2004年3月,時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批示,將孔子的家鄉濟寧建成“中華文化標志城”,并將對外漢語傳播機構命名為“孔子學院”。官方要給孔子“平反”并恢復名譽及地位的意愿,至此已經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亦以中國傳統為基調,并“抬出”了孔子,這是中國政府1949年新政后,第一次在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重大場合,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文化立場。


當然,曾經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的是,2011年1月,高達九點五米的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北門前樹立,表達了執政黨復歸傳統的決心。復歸必須達成歷史的和解,樹孔子像就是歷史和解的象征。盡管百日之后,在巨大的立廢之爭中,孔子像又被悄悄搬離,但這只不過是復歸過程中的反復,亦屬正常。


這次,繼“孔子學院”命名十年后,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并發表講話,從未有過,其中深意,不言自明。改革開放后,三任最高領導人都明確表達了對孔子的敬意,并不斷推動孔子地位的歷史回歸,即不再是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等等,而是中國圣人。問題是,對孔子之圣人歷史地位的復歸,對當下中國及執政黨,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作為中國社會一分子的中國共產黨,其與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中華民族之間究竟應該是怎樣一種關系?


當代儒家學者陳明認為,執政黨在新時期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八字方針,以現實關注代替烏托邦沖動,確立“人民歷史主體”地位,意味著已不僅僅是從理論出發,從合規律性來論證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同時也注意從實踐出發,從合目的性來論證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建立起自身六十年歷史與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對接窗口。把從晚清經民國到共和的近代歷史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語加以總結概括并自覺承接,是為文明自覺,可謂真正的“通三統”。


改革開放前,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主要來自革命傳統,如曾經的“中蘇論戰”,就是為了爭某種正統。改革開放后,執政黨通過發展經濟來獲取民意,希望再建合法性,盡管有成效,但并不理想。因為,將合法性僅僅建立于政績之上,不僅有風險,亦缺乏道義性,難獲民心。秦二世而亡,就是前車之鑒。即使在民意獨大的當今民主政治中,仍充斥著神圣價值,且極為尊重歷史文化傳統,如歐美俄日諸國,是為經驗。


習近平尊孔之舉,就是為了重建當代儒家學者蔣慶所言的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歷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人心民意合法性)這“三重合法性”,以解決“人心向背”問題,尋求執政合法性的資源。雖然很多人對此并不看好,并對執政黨在此問題上曾經犯下嚴重錯誤耿耿于懷,但遍覽種種解決方案,唯有孔子是重建政治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重建執政合法性,除了復歸中華道統之外,別無他途。故而,凡是對中國前途及命運關心者,應該對執政黨復歸中華道統之努力,與進不與退,予以同情理解和肯定支持。


(注:此篇發表于2014年9月24日新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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