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北宋《洪范》學興起的“近因” ——以《洪范政鑒》為中心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19-10-03 22:12:42
標簽:仁宗、洪范、災異

北宋《洪范》學興起的“近因”

——以《洪范政鑒》為中心

作者:劉暢(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天府新論》 2019年0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初五日癸酉

??????????耶穌2019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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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學興起的原因,根究為北宋經學拒斥漢唐讖緯、批駁章句注疏的內在訴求,并直接歸結為仁宗一朝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而賦予論者的經世意向。這一歸因路徑更多著眼于學術史的整體變遷潮流,忽略了被學術潮流遮蔽的歷史細節,對《洪范》學興起的“近因”還沒有清楚地了解。通過文獻梳理,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鑒》,該書承繼漢唐災異學說,沿襲歷代《五行志》編撰體例,并踐行于現實政治。但因為仁宗對待災異的“不誠”態度、流為程序化的政治應災行為,以及由此表現出的統御之術與用人之道,特別是慶歷新政時期以災異為契機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現存《洪范》論著無不表現出反思這一災異化的《洪范》學。而這正是北宋《洪范》學興起的“近因”,只不過我們常常沉浸在肇始于慶歷年間而已經轉向的學術潮流中,反而忽略了這一時期災異化的《洪范》學以及由此影響下的經典疏釋效應與政治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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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洪范;災異;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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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單篇疏論的著作數量以兩宋最為矚目[1],實肇始于北宋諸子。從目前北宋《洪范》學的研究概況來看,多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論述:其一,研究人物多集中在有《洪范》單篇著作的胡瑗、蘇洵、王安石、曾鞏等[2];其二,根據《洪范》著作的思想傾向進行分類,其標準尤以是否為漢唐讖緯方術之學與漢宋學術潮流之異為主,前者如劉起釪先生分為“新起的反對漢儒方士化神學之說”與“拘守漢儒方士化之說”[3],后者如蔣秋華先生以“章句訓詁”、“圖書象數”、“疑經改經”與“貫通理學”為別[4],其他一些論著大體不越此二者[5];其三,對北宋《洪范》學興起緣由,歸因為北宋經學潮流的內在延展、歷朝帝王的重視與推崇、士大夫追求“治道”的經世需求等。總的來說,既有研究對這一時期的《洪范》論著有較全面、詳細的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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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以下問題仍然有探討的必要:一方面,對于否定漢唐讖緯之說的《洪范》著作,尤其是歐陽修、胡瑗、蘇洵、王安石等人,他們為什么一定要執意于批駁漢唐讖緯方術之學而不休呢?另一方面,《洪范》歷來被視為致治之“大法”,以“經世”精神著意于經典闡釋,但對不能“見之于行事”的經世“有為”之言,卻也是予以指責的,如此一來,他們的《洪范》之論如何具體地指向世事而不為空虛之言呢?也就是說,他們這種拒絕讖緯方術之學的堅決態度,與疏論《洪范》的理論取向,在其現實指向上,有沒有一個“近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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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范政鑒》:災異化的《洪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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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我們長期忽略了一本《洪范》著作——宋仁宗《洪范政鑒》(以下簡稱“《政鑒》”),而翻檢其內容,卻與胡瑗、蘇洵、王安石、曾鞏等人《洪范》之論的言辭所指,實可謂“近鄰”。據史記載,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十一月丙辰,“內出御撰《洪范政鑒》”,“以示輔臣”[6]。此書不見錄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宋史·藝文志》均記有“《洪范政鑒》十二卷”[7]。現存本為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內府鈔本[8],為國家圖書館所藏[9]。傅增湘先生認為,該書并未刊頒,“致使官私書簿咸失記載”,“學者固未曾寓目”[10]。《政鑒》未曾刊刻似有可能,但必為兩宋士大夫知曉,如蘇頌《仁宗皇帝謚冊文》謂“述作之制則有《洪范政鑒》,以考休咎之證”[11],陳瓘《上徽宗論星變》說“臣竊聞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為十二卷,御制序引名曰《洪范政鑒》”[12],《閩中理學淵源考》稱石起宗上書“奏乞取仁宗《洪范政鑒》”[13],《歷代名臣奏議》記衛涇奏曰“昔仁祖……為書十二卷,名曰《洪范政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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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鑒》內容,正如仁宗《序》自謂“采五均、六沴,前世察候最稽應者”而成此書[15]。結合《政鑒》內容的整體編撰形式來看,《政鑒》明顯沿襲漢唐間史書《五行志》的編撰體例,內容以“五行”與“皇之不極”[16]為六類,由“經曰”、“傳曰”、“說曰”、“事應”四個部分組成,并輯采經史所載災異史事,分別附于具體災異細目之下。不過,仁宗并不囿于以往《五行志》,而是經過“覆究曩例”、“比令研核”的擇別與優化,在各史《五行志》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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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仁宗遵從《尚書·洪范》水、火、木、金、土的五行次序,摒棄《漢書》和《晉書》木、火、土、金、水與《后漢書》、《宋書》和《隋書》木、金、火、水、土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次序,無疑體現尊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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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經曰”部分,與《漢書·五行志》、《晉書·五行志》把“五行”、“五事……休征……咎征”分別開來不同,仁宗把“五行”、“五事……休征……咎征”合寫在“經曰”部分,在“五事”、“休征”、“咎征”前增以“又曰”二字,把《洪范》篇的經文統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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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傳曰”部分,或有取于《后漢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的編撰體例,仁宗把“五事”、“休征”、“咎征”、“五福六極”的“傳曰”部分亦增加“又曰”二字統合在一起,使得《洪范》經文之“五行”與“五事”、“庶征”、“福極”在“傳曰”部分更具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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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對于“說曰”部分,仁宗把《漢書·五行志》隸屬于“貌之不恭”的“凡草木之類謂之妖……或在前或在后也”[17]這一部分直接系于《政鑒》“經曰”之下[18]。并且,把《漢書·五行志》解釋“木不曲直”的“木,東方也……是為木不曲直”[19]這一“說曰”部分,并不作為《政鑒》“木行”“說曰”部分,而是置于“木行”之“木不曲直”這一具體災異之下,作為其解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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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事應”部分,《政鑒》輯采從《春秋》到《舊唐書》的災異事件,或根據《后漢書》、《宋書》、《隋書》體例,對災異事件進一步細化、條理化,分別歸類于“傳曰”部分中所言及的具體災異名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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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對于“皇極”部分,仁宗《序》曰:“舊記《皇極》之類,有日星孛祲,且辰緯上列,渾蓋并施,別為纂修,無取錯糅。”[21]較之《漢書·五行志》,區別最為顯著。一方面,在“傳曰:皇之不極……星辰逆行”之后、“說曰”之前,仁宗增加了伏勝《尚書大傳·洪范五行傳》中“惟五位復建,辟厥沴……御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叄,乃從”這一段文字[22]。另一方面,把《漢書·五行志》之“思心之不睿”部分的“時則有華孽”[23]一條移置到“皇之不極”部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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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仁宗廣泛征引《漢書》顏師古注、《后漢書》李賢等注、《尚書大傳》鄭玄注與《尚書正義》孔安國注與孔穎達疏,自為疏釋。甚而把《漢書·五行志》“說曰”部分諸多說法直接作為注解,以示補充說明,如《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之“一曰,上失中,則下強盛而蔽君明也”與“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即為此例。同時,改刪《漢書·五行志》一些字詞,如把《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之“故有射妖”[25]改為“政有射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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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災異事件的書寫,董仲舒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27]此即把災異的發生過程概括為“失道——災——不自省——異——不知變——傷敗”,可簡化為“咎(失道)——征(災異)——應(傷敗)”三段[28]。這種追問“災異之變,何緣而起”[29]的敘述范式,在于“征”與“應”之間形成一種“有征必有應”、“有應才有征”的因果關聯[30]。而在書寫某一具有災異性質的事件時,一般模式或者為“某人君因為在某時有某事,導致什么災異”,或者為“出現了什么災異,是因為某人君在某時有某事”。在這一點上,仁宗《政鑒》較之以前對災異事件的敘述更為直觀[31]。《政鑒》遵循《洪范》“五行”、“五事”、“庶征”、“五福六極”的次序,實際上就是在它們之間表述成一個在災害異象與人事之間的因果關系。如“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就可以直接敘述為,因為人君有“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這些行為,就會出現“水不潤下”的反性現象,對應的人事是“聽之不聰”,在于“不謀”,其咎為“急”,其罰“恒寒”,其極“貧”,這個時候常常就會有“鼓妖”、“魚孽”、“豕禍”、“耳疴”、“黑眚黑祥”等具體災害異象。如“金行”之“僭常陽若”:“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筑臺,奢侈不恤民。”[32]“一年而三筑臺”屬于“飾城郭”,“僭常陽若”是“言之不從”之屬,其咎為“僣”,故其罰為“恒陽”。也就是說,莊公十三年,冬天應該按時有雨,但因為莊公不恤民力,一年三次修筑臺榭,這樣的行為導致該年冬天沒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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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鑒》內容來看,《政鑒》雖然因襲前代《五行志》的編撰體例,但在災異分類的綜合性與“事應”的豐富性誠然超過以前史書《五行志》。對災異類別的細化、條理化,附以擇別的史事更加體現出災異在該事件上的應驗,凸顯出災異在具體史事上征驗的直觀性,使得災異與“事應”之間的對等性能夠更好地“逆知未萌”,展現仁宗所謂“最稽應”的效果[33]。如果說歷朝史書《五行志》編修體例,以歐陽修等所撰《新唐書·五行志》為分界點,呈現出前后時代截然不同的編撰模式[34],那么,仁宗《政鑒》可以說是集前代《五行志》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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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仁宗說災異,有一個大的變化,即不再依附《春秋》學來談災異,改而以《洪范》為經典依據。這一改變的背后原因是復雜的:若從最表面的現象而論,自真宗“澶淵之盟”以后,擅長夷夏大防論題的《春秋》學,在頗受邊境問題困擾的北宋朝政中,實在是一部不合時宜的經書;而《洪范》篇作為箕子向武王勝殷之后,陳述如何治理的“大法”,正好為北宋從“攘外”轉向“安內”的政治路線提供經典依據。于是,改變議論災異的經典依據,便也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當然,也得注意這樣一個事實:若從《宋史·仁宗本紀》與《宋史·五行志》來看,仁宗一朝災異迭出,頻繁不斷,幾乎連年都有各種災異出現,如水旱災害、地震、宮觀火災、蝗蟲泛濫等眾多自然災害,以及層出不窮的天文異象[35]。仁宗除了御撰《政鑒》之外,另作有“天人祥異書”、“洛書五事圖一卷”、“風角集占三卷”等書[36],還向朝臣訪以災異之事,如晁逈“召對延和殿合,訪洪范雨旸之應”[37]、向丁度“嘗問蓍龜占應之事”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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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重視災異問題,自有真宗“澶淵之盟”之后大興“天書”的政治遺留問題的影響,加之現實災異頻發,使得歷史上形成的災異文化與以災異為契機的政治思維慣性,使得仁宗不得不認真對待災異話題。而《政鑒》之作,不僅表明其承繼已有的災異文化傳統,而且以御撰的方式回應現實政治文化問題,進一步擴展了災異文化的影響。可見,災異話題實為仁宗一朝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該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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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范政鑒》的政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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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變的警世意義歷來是學者熱衷議論的話題,自董仲舒把《春秋》所記災異之事轉化為災異認知以后,把災異附以善惡褒貶之義,賦予災異以政治影響和意義,由此使得災異介入政治話語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常態[39]。這一政治文化慣例,《政鑒》自覺沿襲,主動把災異認知形式實踐于政治時事。仁宗《政鑒·序》更是以“君”的身份宣稱:“君人者,承天子民,奄甸九域,故必賾象數之摯,慎消復之宜,逆知未萌,前慮諸匿,庶乎祖宗之構,克保洽平;順陰陽之權,用弭愆伏。”[40]《政鑒》正是以“君”的身份,把災異傳統繼續合法化為“為政之丕鑒,有邦之善經”的政治文化[41]。而對朝臣來說,響應仁宗災異著述的激情,具備有關災異的知識素養,成為經營仕途的必要技能,如《宋史》列傳稱夏竦“任數術”、王洙對“圖緯、方技、陰陽、五行”之學“無所不通”、楊安國“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胡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42]等。尤其如專修《新唐書》“律歷、天文、五行志”的劉羲叟,與歷來被視為北宋經學轉向的標志性人物劉敞,都不僅精通天文術數之學,而且擅長占卜預測之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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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災異文化介入具體政治實踐的方式[44],仁宗雖然有些許真宗“天書”符瑞事件這一“后遺癥”[45],但仁宗總體上并不十分在意符瑞,更多地偏向災異本身所發出的警覺之義。這一點,王應麟《玉海》記范祖禹之言曰,“仁宗最深《洪范》之學,毎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46]。仁宗“最深《洪范》之學”,即以御撰《政鑒》的方式認可災異化的《洪范》學,“必求其端”更是說明仁宗深諳災異話語在政治中的行用之術。結合仁宗一朝的具體情況來看,仁宗御撰《政鑒》,無疑承認災異文化介入政治實踐的合理性,君臣之間以災異論議朝政勢必成為風尚,尤其使得朝廷政策推行、朝局人事調整的合法性建立在災異思維方式之上,而這又無不以《政鑒》作為政治話語表達的基礎和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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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間以《政鑒》內容作為議論災異的標準,把災異作為論議政事的契機,也就達成潛在的默契。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記慶歷三年,“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從諫官孫甫奏疏來看[47]:孫甫引用晉武帝之事,為仁宗《政鑒》“火行”之“赤眚赤祥”條[48],是錄自《晉書·五行志中》“視之不明”之“赤眚赤祥”條[49],只是孫甫改“赤祥”為“赤眚”[50]。孫甫所稱唐高宗之事,為《政鑒》“土行”之“地震”條[51],這是節錄《舊唐書·五行志》內容[52]。在《政鑒》,“赤雪”為“火行”“視之不明”的災異現象,孫甫據此證明“人君舒緩”的災異之應,把“赤雪”這一災異現象歸咎于仁宗政務舒緩。又如慶歷七年三月大旱,仁宗問以故,高若訥引“《洪范》‘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為對[53]。高若訥所言“不肅”、“雨不時若”是化用《政鑒》“木行”之“貌之不恭”條[54],只是高若訥變“君”為“大臣”,把誘發災異的根源歸咎于“大臣”。從孫甫、高若訥奏對均援引《政鑒》內容來看,不僅證明了《政鑒》雖未曾刊刻但必為當時士大夫所知曉這一事實,而且反映了仁宗一朝的君臣在面對災異問題時,《政鑒》無疑成為君臣政治實踐的實際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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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異現象出現以后就有一個如何消弭災異的問題,而消弭災異的前提則是追究“災異之變,何緣而起”。范祖禹稱仁宗“毎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若從利用災異議論政治得失的具體情況來看,“求端”也就是對“災異所緣而起”[55]的誘因進行解釋。但是,也正是“求端”,災異才對政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在災異現象政治化以后,“求端”在本質上就意味著對政治主體的追責,由此必然產生責任主體的確認、具體責任事項的落實與如何究責等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成為君臣檢視政策得失、朝局人事利害的言論所指,尤其是君臣之間一旦確定必須追責,就標志著政策廢興、路線偏正、人事更迭的政治預警。這一過程,在政治效果上無不體現出一幅君與臣、臣與臣之間如何利用災異進行政治博弈的歷史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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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北宋政治文化中非常強調“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體現在災異究責的問題上,似乎是君臣之間共同承擔誘發災異的責任。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曰,慶歷四年(1044)六月,“方歲旱而飛蝗滋甚”,諫官余靖等言:“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56]余靖認為“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對災異的追責分為“陛下之失”與“大臣之過”,似乎賦予君臣在災異咎責問題上均等化。若從“陛下之失”方面來看,仁宗究責方式基本上以《冊府元龜》“弭災”部分所記為鑒,如下罪己詔、改元、求直言、舉薦賢良、祠廟祈禱、避正殿、減膳、素食、素服、撤宴、罷樂、罷畋游、廢除律令、修禮、開倉賑災、減省役量、減除租賦、申理刑獄、錄囚犯等[57]。根據《宋大詔令集》,“改元”如“災傷改景佑元年御扎”、“雨災赦天下改皇佑元年制”、“日食正陽改皇佑六年為至和元年德音”等[58],“詔求直言”如“禁中火求直言詔(明道二年八月)”、“大風求言詔(康定元年三月)”、“雨災求直言詔(嘉佑元年六月)”等[59],其他諸如祠廟祈禱、避正殿、減膳、素食、素服、撤宴、罷樂等方式,《宋史·仁宗本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隨處可見。若從“大臣之過”方面來看,在北宋之前的歷史中,最典型的就是“問責三公”[60],而在仁宗一朝,仁宗秉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災異常常主動“恐懼修省”,并不直接歸罪于大臣,但大臣仍然效仿“三公故事”,上書自陳罪責,引咎自罰。如:慶歷四年,“方歲旱而飛蝗滋甚”,諫官余靖等言:“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61]慶歷七年三月,“時方閔雨”,賈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62],仁宗隨即罷免賈昌朝,并允許宰臣陳執中、宋庠、丁度自請降官[63]。由災異現象的本質原因在于“陰陽不和”而類推比附為君臣之失,皇帝罪己修省,大臣引咎自責,君臣共同作為災異責任主體,把君臣關系的和諧訴求,作為應對災異的有效方法,以此表現出敬畏天戒的“恐懼”之心。災異政治化后的作用也就在維系、調節君與臣、臣與臣之間的和諧關系上發揮緩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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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宗一朝,君臣之間的這種溫情在朝局人事上確實有潤和作用,仁宗的罪己修省行為往往表現出積極主動的“罪己”形式,朝臣以災異為契機的進言則成為表達政見的最佳途徑。如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倡導的新政時期,主張改革的大臣屢屢以災異事件勸勉仁宗革新舊制。慶歷三年五月,“春夏不雨”,范仲淹以“六事”進言仁宗,并稱仁宗若“力行此數事”,就可以“下悅民心,上答天戒”[64]。繼而降雨以后,仁宗“幸相國寺、會靈觀謝雨”,諫官余靖言:“伏睹春夏以來,旱勢至廣……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上嘉納之”[65]。慶歷四年六月,旱、蝗災害嚴重,余靖、蔡襄等上書言:“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為安也。”[66]七月,范仲淹繼續上書稱:“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并附改革“四事”以上[67]。可見,作為力主“慶歷新政”的他們激于北宋貧弱的現狀而昌言革新,革新必然要求他們理性地思考現實社會的困境,根據社會弊端提出針對性的治理方案。然而,即使他們如此富有理性精神和強烈的經世意向,卻也不得不依托災異事件勸勉仁宗堅持新政而繼續革除弊端,利用災異思維方式推進慶歷新政,以分析災異現象出現的原因而加強政治革新的呼聲。當然,這并不是說范仲淹他們利用災異為慶歷新政進言仁宗是不對的,而是說仁宗御撰《政鑒》把災異介入政治的話語表達合法后,呈現出來的災異思維方式,成為日常政治實踐的一個參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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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御撰《政鑒》,認可災異在政治實踐中的合法性,從歷史政治文化延續性來看,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仁宗所面對的政治局勢來看,不僅面對真宗“天書”事件的政治遺產,而且災異頻現的現實狀況,以《洪范》為導源的歷史性的災異認知模式,正好為其提供最好的經典支撐,尤其是歷朝歷代運用災異進行調和君與臣、臣與臣的矛盾關系,提供了政治操控之術的實用范式。范祖禹所謂仁宗“最深《洪范》之學”,對仁宗深諳以儒家經典作為統治之術的意向,可謂有著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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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范政鑒》引發的“治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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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鑒》內容本身來看,仁宗節錄伏生《尚書大傳》“洪范五行論”之文,因循鄭玄之注,統合歷代史書《五行志》編撰體例,承繼董仲舒、京房、劉向、劉歆等人的災異學說,兼采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后漢書》注以及《尚書正義》之孔安國注與孔穎達疏而自為疏釋,把災異記述以“史”之《五行志》重新溯源為《洪范》之“經”,進一步規整災異事例之應,使得歷史上的災異文化在漢唐以后有所集成,仁宗這種“述尊謨訓”的撰作意向,本身并沒有什么過錯。仁宗通過御撰《政鑒》的方式認可災異傳統在政治中的合理地位,宣稱為“推本以辨禨祥,觀變而謹命令,是為大法,式敘彝倫”[68]的政治典則,視其為政治行為的合法性依據,這種把符瑞災異作為“為政之丕鑒,有邦之善經”[69]的政治文化的價值導向,而實踐于現實政治,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對。而且,仁宗這種“休嘉之來,懼省不類;眚異之見,儆畏厥系”[70]的敬畏之心,與“毎有變異,恐懼修省”而主動“罪己”,以及逢災就開倉賑災、減省役量、減除租賦、申理刑獄、錄囚犯等憂憫下民的政治行為,反而屢屢為后人稱道。尤其是從因災異所頒示的詔書來看[71],仁宗對“災異所緣而起”的政治“求端”也并不是不知情。那么,仁宗《政鑒》為什么就成為現存所見《洪范》論著的眾矢之的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還得回到這樣一個基點:檢討仁宗面對災異問題時所暴露出的態度、行為以及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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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面對災異,固然表現出“毎有變異,恐懼修省”的“罪己”,但在具體的行為中,卻往往表現出“不誠”的態度。如《邵氏聞見后錄》稱,慶歷三年,大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知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可遠出邪?’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光者眾爾,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張天,帝玉色不怡。”[72]從仁宗與王公素之間這一戲劇性的對話中可知,仁宗已經知道將要下雨,因此在前一天計劃去宮觀祈雨,而且對祈雨地點的選擇出于嫌于暑熱的畏難心理,表現出一種隨意性,災異“罪己”的行為成為一種“走程序”的形式化。即使大旱期間,仁宗甚至“再畋近郊”[73]。而也正是慶歷三年春夏旱災、五月忻州有地震以及十二月“河北雨赤雪”這樣的災異頻發期間,自慶元元年起就“寵愛日盛,冠于后庭”、“勢動中外”的張修媛[74],仁宗依然寵幸,直至該年孫甫十二月因地震、赤雪上書仁宗認為張修媛僅只是妾,“用物”不應該“過僭”,并以“自古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75]之言,向仁宗施壓,才迫使張修媛“貶秩”。這些事在大臣看來,仁宗的這種應災時的形式化,尤其是面對災異時繼續堅持自己喜好的行為,無疑是一種“不誠”的失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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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災異言事的事實來看,固然有范仲淹、歐陽修、余靖、蔡襄等力主慶歷新政的改革派,從有利于推行新政的角度以災異勸勉仁宗改革,但也有反對者利用災異阻擾改革。如慶歷三年春夏久旱,“會京師憫雨”,“王素、歐陽修等為諫官,數言事,(蘇)紳忌之”,蘇紳奏曰:“洪范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旸。’蓋言國之號令不專于上,威福之柄或移于臣下,虛嘩潰亂,故其咎僭。”又曰:“席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旸。’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罰有妄加于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蘇紳“意蓋以指諫官也”[76]。蘇紳所言是《政鑒》“金行”之“言之不從”,久旱對應具體災異細目為“僭常陽若”,蘇紳所說確實根據《政鑒》而言。雖然仁宗依從歐陽修的彈劾而罷免蘇紳,但歐陽修是以蘇紳推薦的人有“丑事”,指責其為“奸邪”,而并不直接以蘇紳提出的災異話語為根據。如果再縱向對比,慶歷七年三月,同樣是大旱,“帝問以旱故”,高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77]。高氏所引則是《政鑒》“木行”之“貌之不恭”,“厥罰恒雨”,其“說曰”部分雖說“言傷則致春陽常旱”,可“言”是“金行”之“言之不從”。高氏所言似乎只注重經文“肅,時雨若”,而并不涉及“傳曰”、“說曰”部分言及的具體災異細目,但仁宗最終根據高氏進言,罷黜賈昌朝。雖然《政鑒》對前代災異現象予以整合,但災異一旦介入具體政治實踐時,《政鑒》作為以災異言事的參照體系,仍然帶有“文字游戲”的不確定性[78]。由此可見,援引災異論議朝政,關鍵在于如何去解讀災異現象與現實政事的關系,尤其注意從災異現象中解讀出有利于自己政見的議論話語。這說明以災異論議政事,兼具積極性、消極性的論說效果,并不能保證災異現象與具體政治對等的征驗效應。在災異現象解讀方面所存有的自相矛盾之處,體現在利用有著作為經典依據的合理性能夠表達不同的政見。無論是范仲淹、孫甫等利用災異勸勉仁宗推進慶歷新政,還是蘇紳、高若訥等把災異現象作為政治斗爭的政論手段,至少表明:介入政治實踐的《政鑒》,并不能提供一個統一的認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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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認知標準不能達成一致,最后的裁決權就在于仁宗本人,朝臣政見孰是孰非的判別標準就得寄希望于仁宗一心之間。這一點,從仁宗《政鑒》對“皇極”的解釋來看,仁宗尊崇鄭玄《尚書大傳》之注,以“皇”為“君”、以“極”為“中”的訓釋[79]。這在《政鑒》撰作之前就有這種傾向,如天圣六年四月詔曰“務協大中之訓”、天圣七年四月稱“且懼皇極之未建,號令之靡孚”[80]等。此“中”的訓釋無疑表明仁宗駕馭朝臣、處理政務的統御之術,即把不同政見的最終裁判權穩固在自己手里,以“中”調和朝臣之間不同的異議。也就是說,仁宗并不關心《政鑒》災異文化的內在詮釋矛盾,也不關心大臣政見是否有利于改變現實積貧積弱的政治主張,而是本能地防止任何一種政論主張過度地發生政治影響,只是在仁宗本人自己認識到統治危機的時候,才會適時支持某一政治主張,一旦危機不在,隨即予以調整。如在新政期間,朋黨之論嘩然而起,慶歷四年四月,仁宗就質問朋黨之論,歐陽修上書《朋黨論》支持范仲淹之說,但在該年十一月,仁宗下詔告戒、警示朋黨之論,其詔書所謂“垂榮無極”顯著地表明其以“中”建“和”的執政之術[81]。仁宗這種統御之術,可謂深深地影響慶歷新政,當仁宗鑒于無力抵御西夏入侵、舉國疲敝之時,進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支持慶歷新政,而對準許呂夷簡請老致仕[82]、罷黜賈昌朝、應允張修媛自愿“貶秩”等事毫不猶豫。但是,當與西夏達成和解以后,邊境危機似乎不復存在,隨即罷黜范仲淹等主張新政的朝臣,召回賈昌朝等人,再度寵幸張修媛[83]。仁宗訓釋“皇極”的意圖,王應麟把《政鑒》一書歸結為“以皇極為本”[84],實在深契仁宗的實際用意。也就是說,雖然仁宗堅持“毎有變異,恐懼修省”的政治行為,但這種表象行為淪為程序化的形式背后,其實質是利用災異現象責咎大臣。如慶歷六年六月,因有言“星變”,仁宗說:“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敕,使得自新,則不陷于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85]。仁宗此言,自有告誡重新回朝的賈昌朝之意,可更多地道出了仁宗對待災異的真實意圖:強調仁宗本人對大臣的究責之權,即“人君知臣下之過”,而所謂“使得自新,則不陷于咎惡”,即是警示大臣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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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秉持這種“垂榮無極”的用人之道與“異論相攪”的統御之術,導致朝局“任人不專”,人事紛迭,進一步因循舊政,積弊益重。這種現實狀況,不得不引起士大夫的反思。皇佑四年三月,包拯上書曰:“比年災變數見,蟲蝗水旱,所被甚廣,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所,圣心若此,豈不能弭災沴、和陰陽哉?此殆執政不能同寅協恭,以救時弊;陛下亦或有所間阻,不能委任責成,故致此也。”[86]包拯所言之情勢,實際成為仁宗晚期的因循常態。即使如嘉佑元年雨災,亦有仁宗《雨災求直言詔》[87]與歐陽修《上仁宗論水災》[88]這樣在災異之際的君臣互動,可終仁宗之世,卒無根本的救弊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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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仁宗《政鑒》所表現出來的經典詮釋偏向、對災異的態度與行為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治術,尤其是引發出來的黨爭問題、由“皇極”而來的皇權問題、治道問題等,又因長期因循弊政所形成的積貧積弱的現實社會,激起當時士大夫的普遍反思。反映在北宋時期的《洪范》論著上,諸如拒斥讖緯、反對災異比附政治、倡導回到《洪范》本經、重新注釋《洪范》、注重《洪范》“五事”的德行修養、強調德性之“誠”、討論治道、培育人才等思想訴求,無不深見于仁宗《政鑒》所自有的理論缺陷,以及《政鑒》介入現實政治之后所衍生的弊端。進一步而言,災異現象與現實政事之間這種解釋的差異,并不能助益現實政治,反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理論困境,而解決這樣的問題,在其根源上就直接否認災異現象與現實政治之間有征驗關系,拒絕把災異現象附于政治實踐。可以說,君臣上下無不熱衷于論議災異話題實際上是仁宗一朝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不過我們現在往往沉浸于北宋以歐陽修、胡瑗、蘇洵等所倡導的主題話語與道統敘事下的“性理之學”,而忽略了反向考察這一時期災異化的《洪范》學,以及由此所實際產生影響的經典疏釋效應與政治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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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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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起釪:《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1,第266-279頁。張兵:《<洪范>詮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1,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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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亦有涉及王禹偁《“五福”先后論》(鄭涵:《北宋<洪范>學簡論》,《中州學刊》1986年第2期,第145頁)、程顥《南廟試九敘惟歌論》(任鋒:《經世精神和皇極觀念:宋儒的洪范思想傳統》,《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第197頁)、歐陽修《新唐書·五行志》序言(歐陽修等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第871-873頁)、蘇軾《東坡書傳》之《洪范》篇(劉起釪:《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第273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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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起釪:《尚書學史》,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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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蔣秋華:《宋人洪范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6,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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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小紅:《宋代<尚書>學文獻及其特點》,《圖書與情報》,2007年第6期。王小紅:《宋代<尚書>學文獻述評》,《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宋道貴,崔發展:《以政教為本:論北宋<洪范>學的義理化轉向》,《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張建民:《宋代<尚書>學研究》,西北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09年。吳建偉:《宋代<洪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4年。黃洪明:《宋代<尚書>學》,暨南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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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9,第30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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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8,第61頁。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11,第52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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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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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致忠:《南宋內府寫本<洪范政鑒>影印序》,《文獻季刊》2002年第3期,第200-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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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323頁。趙禎:《宋鈔本洪范政鑒》(以下簡稱“《政鑒》”),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2.9,第6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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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9,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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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第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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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清馥著,徐公喜等點校:《閩中理學淵源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12,第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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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黃淮、楊士奇等編著:《歷代名臣奏議》,《中國史學叢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4.12,第8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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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趙禎:《政鑒》,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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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丁四新先生認為,《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部分本無“經曰”,脫漏而已。丁先生據《漢書·谷永杜鄴傳》以及從《五行志》所錄《五行傳》的情況,認為“《五行志》所錄‘皇極’經文僅為‘皇極皇建其有極’七字,而不是一整段經文”(丁四新:《劉向、劉歆父子的五行災異說和新德運觀》注釋5,《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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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6,第13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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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趙禎:《政鑒》,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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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班固:《漢書》,第1318-1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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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趙禎:《政鑒》,第180-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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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趙禎:《政鑒》,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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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趙禎:《政鑒》,第536-540頁。伏勝撰,鄭玄注,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附敘錄辨偽)》,《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37.12,第69-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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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班固:《漢書》,第14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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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趙禎:《政鑒》,第5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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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班固:《漢書》,第1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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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趙禎:《政鑒》,第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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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班固:《漢書》,第24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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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陳侃理:《儒學、數術和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2,第46、180-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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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班固:《漢書》,第2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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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征”與“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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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這種方式,蘇洵的《洪范論》的圖示化表述更為清晰、直接(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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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趙禎:《政鑒》,第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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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趙禎:《政鑒》,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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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游自勇:《試論正史<五行志>的演變——以“序”為中心的考察》,《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06年第2期,第1-6頁。徐興無:《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洪范五行傳>考論》,《古典文獻研究》第15輯,2012年,第28-62頁。陳侃理:《儒學、數術和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132-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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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脫脫:《宋史》,第175-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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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王應麟:《玉海》,第61、5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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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脫脫:《宋史》,第10086頁。亦見王應麟:《玉海》,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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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燾:《長編》,第37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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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從《漢書》“五行志”、“楚元王傳”、“董仲舒傳”、“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谷永傳”等來看,從董仲舒認為“《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的災異認知思維模式,到谷永所謂“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的現實政治實踐形式,無不體現出災異話語在政治文化中逐步形成一種慣性的思維觀念,以至形成后世無不據以為例的政治文化傳統(班固:《漢書》,第2515、3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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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趙禎:《政鑒》,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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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趙禎:《政鑒》,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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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脫脫:《宋史》,第9572、9816、9828、10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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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脫脫:《宋史》,第12838、10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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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最為精道的總結莫過于房玄齡《晉書·五行志》所言:“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征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征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御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11,第8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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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即使真宗死后“命以天書從葬”(脫脫:《宋史》,第177頁),可這種“后遺癥”依然存在影響,如:景佑四年五月,“有芝生于化成殿柱,(仁宗)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制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李燾:《長編》,第2831頁);寶元元年,“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讖文”(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357-358頁);慶歷三年十二月,“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李燾:《長編》,第3516頁);嘉佑二年,“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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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王應麟:《玉海》,第1069-10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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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孫甫云:“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后宮也,兵革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李燾:《長編》,第28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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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趙禎:《宋鈔本洪范政鑒》,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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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房玄齡:《晉書》,第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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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何強:《論赤雪之異——以宋朝孫甫<上仁宗論赤雪地震之異>為例》,《北京社會科學》2018第2期,第60-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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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趙禎:《政鑒》,第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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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劉昫等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第1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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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燾:《長編》,第3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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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趙禎:《政鑒》,第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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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漢書·董仲舒傳》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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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李燾:《長編》,第36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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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11,第1734-17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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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10,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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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司義祖:《宋大詔令集》,第567、569、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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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陳侃理:《儒學、數術和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189-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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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李燾:《長編》,第3655-36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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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李燾:《長編》,第3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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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李燾:《長編》,第38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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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李燾:《長編》,第3377-3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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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李燾:《長編》,第3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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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李燾:《長編》,第3655-3656頁。亦見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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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李燾:《長編》,第3670-3672頁。亦見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397-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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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趙禎:《政鑒》,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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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趙禎:《政鑒》,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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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趙禎:《政鑒》,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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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如皇佑元年“星變”詔書所謂“蓋慮徳政闕修;刑賞差濫;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簡墮,莫為經制;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奸幸妄求而不抑;惠澤旋壅而不流”(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404頁)。又如嘉祐元年《雨災求直言詔》稱“王政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枉,賦役煩急,既民冤失業者眾”(司義祖:《宋大詔令集》,第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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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后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7,第3-4頁。亦見于李燾:《長編》,第3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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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李燾:《長編》,第38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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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脫脫:《宋史》,第86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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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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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李燾:《長編》,第3395-3396頁。亦見脫脫:《宋史》,第98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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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李燾:《長編》,第3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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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產生這樣不同的解讀結果,或許本身就導源于經典解釋的多面性,最為明顯的就是《尚書·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的經典案例,孔穎達《尚書正義》就記載有“耳不聰”、“羽蟲之孽”與“任三公”三種解讀(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第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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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趙禎:《政鑒》,第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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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司義祖:《宋大詔令集》,第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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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李燾:《長編》,第3580-3582、37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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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李燾:《長編》,第3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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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脫脫:《宋史》,第86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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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王應麟:《玉海》,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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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李燾:《長編》,第38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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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李燾:《長編》,第4135-4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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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司義祖:《宋大詔令集》,第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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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趙汝愚:《宋朝諸名臣奏議》,第414-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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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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