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耀紅】大明王朝死去了,王船山為何還活在人間

欄目:往圣先賢
發布時間:2019-10-02 00:34:30
標簽:王船山

原標題《船山明月》

作者:黃耀紅(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鳳凰網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初一日己巳

          耶穌2019年9月29日

 

 

 

王夫之(船山)墓位于湖南衡陽縣曲蘭鄉大羅山中,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病逝于湘西草堂,是年十月葬此。中為王夫之墓,北側是其繼配襄陽鄭氏夫人墓,南側是其兒媳劉氏墓。

 

那是一座孤獨的山。衰草,斜陽,亂石,荊棘。其可觀者,唯山頭那黃褐巨石,其狀如船。當地人叫它石船山,位于衡陽縣曲蘭鄉。

 

石于天地間守望,船在時光里定格。遠近的田園和村落,仿佛鋪開蒼茫的記憶,讓人回到三百多年前。

 

公元1691年的深秋,石船山與一個老人久久對視。

 

他一臉清癯,佇立在那草屋前,冷冷秋風將他的長衫吹得啪啪作響。他緩緩地轉過身,走進草屋,寫下一行清麗的小楷:“船山者即吾山”。

 

他已預感到生命無多,早就為自己撰好了墓志銘。曰:

 

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所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丘,固恤以永世。

 

兩年后的正月初二,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破舊的病床上,老人停止了思索。他的眼,永遠閉上了。草堂里的空氣,硯里的墨,連同那支日夜奔走的筆,忽而一夜冰凝。

 

從此,這位自號為船山的老人,那些于生死困頓里寫下的文字,讓這僻靜的南方風水,亦如朝圣者的夢境。

 

明月,朗照著斷腸的歷史;石頭,踞守著綿延的堅貞。

 

 

 

王夫之畫像像取自《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葉公綽輯,楊鵬秋摹繪。

 

(一)

 

船山先生降臨于衡陽府回雁峰下的時候,正值明末萬歷,公元1619年。

 

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紫禁城的萬歷帝,早被一朝嘵嘵文官掣肘得心灰意懶,這至高無尚的皇帝無奈地發現自己簡直就是權力運作中的一個符號或影子。整個帝國,恍如一個抽離了精神的龐大外殼。重文抑武,導致兵力衰弱、軍備松弛;思想禁錮,帶來道德沉淪,禮崩樂壞;經濟凋敞,帶來民怨沸騰,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黃仁宇先生的《萬年十五年》,留下了那個時代的背影。

 

上天賦予船山的人間歲月,開啟于這樣的王朝,這樣的時代。

 

船山父親王朝聘,畢業于明朝最高學府國子監。船山之所以聰穎過人,與父親的遺傳不無關系。三歲起,他就和長兄介之一起學習十三經,歷時三年。父親南歸時,他才九歲,便隨父學習經義。四年之后,船山應科舉,中秀才。隨后,又兩次與其兄一道應考,均未得中。與“十五志于學”的孔子一樣,船山跟隨父親學詩。

 

1637年,17歲的船山與陶氏成婚。次年,離開家鄉,負笈長沙,求學于岳麓書院,師從山長吳道行。

 

那是一段美好的讀書時光,明如山間新月,靜如澗外幽蘭。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書院,悄然綻放著船山的青春。

 

遙想當年,船山佇立于書院講堂之前,耳邊仿佛回響起四百多年前的“會講”之聲。其時,張南軒得五峰先生之真傳,讓思想與學問沖決了科場應試的形格勢禁,開創出“傳道濟民”的雄健氣象。遠在福建的朱熹,從武夷山起程,來到麓山下、湘水濱。“朱張”曾就《中庸》展開會講,歷時兩個多月。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十八歲的船山沐浴著這些圣賢的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這里,他讀周易老莊,孔孟程朱,讀《春秋》經史,思想貫穿于先秦與漢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釋之間。他以經史為食糧,卻又從不止于經史的疏箋。他喜歡與古人神交,與歷史對談。從那時起,湖湘學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濟世品格,恰如一枚飽滿的精神種子,灑在船山朝氣蓬勃的歲月里。

 

“訓詁箋注,六經周易猶專,探羲文周孔之精,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文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一先生”。

 

或許,船山也無從料到,其身后百年,不僅遺著為攻下南京的曾國荃重刻,而且晚清思想家郭嵩燾給了他如此崇高的贊譽。船山的思想與學問,成了湖湘精神里一簇醒目的光焰。

 

書院如同船山的一個生命驛站。從這里出發,他繼續奔波于科考之途。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與郭鳳躚、管嗣裘,文之勇發起組織“匡社”。四年之后,湖廣提學歲試衡州,船山被列為一等。那年,他23歲。此后,他又以《春秋》第一的成績,中了湖廣鄉試第五名。而在這次科考中,長兄王介之也高中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鳳躚、管嗣裘、李國相、包世美亦都榜上有名。

 

 

 

王船山故居內景

 

(二)

 

船山的科考之路,以及他一生的溫暖時光,于公元1643年嘎然而止。就在他準備繼續應考的時候,天下已然大亂,連北上的交通均已被農民軍切斷。

 

亂世的動蕩,徹底打破了生活的平靜。

 

一夜之間,家鄉衡州落入了殺人如麻的張獻忠之手。燒殺擄槍,殺聲四起;雞飛狗跳,尸橫遍野。原本安穩的土地,頓時籠罩著血腥與驚恐。村莊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唯有那昏弱的燈火,如同凄迷的眼睛。個體與家庭的命運,都成了風雨飄搖里的一片樹葉。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船山的父親,本一介書生。此時卻成為張獻忠手里的一枚人質。命入虎口,生死一線,船山與長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船山自己刺傷面孔,敷以毒藥,喬裝為傷員,命人抬入敵陣。憑著智慧,船山終于救出老父。趁著月黑風高,父子逃至南岳蓮花峰下。從是年中秋,一直躲到次年正月。

 

次年即公元1644年,中國歷史上充滿慘痛記憶的甲申之年。

 

這一年,春寒料峭的時候,李自成攻入北京。兵臨皇城之下,“闖”王旗飄揚在千年城墻上。大明國都,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朝中大臣,一個個驚慌失措。崇楨皇帝,嚇得面色慘白,于震天的廝殺聲里,倉皇逃至煤山。那一刻,崇楨的眼前,是搖晃的宮闕,崩裂的山川,滴血的殘陽。他感覺自己“無力回天”,只能眼睜睜看著延續了兩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即將在自己手里斷送,他還有何面目回到廟堂去見自己的列祖列宗?在煤上的一棵枯樹下,他賜死皇后妃嬪,以一根繩索結果了自己33歲的生命。

 

皇帝悲壯自縊的消息絲毫都喚不醒滿朝的離散與朽敗。他的死,既未驚天,亦未動地。它,微弱得如同一聲嘆息。不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嗎?為崇楨及大明殉道的,唯有宮中一個老太監而矣。相較于宋亡之際萬人蹈海的悲壯場面,明末亂世,不能不說是一個人人自危又人人自保的“失節時代”。

 

昨日還在朝廷里縱論天下的文官們,轉身便脫下朝服,跪伏于入宮的道旁。他們,在迎接騎著高頭大馬的李自成,那個可能成為新主的將軍。當此之際,山海關外,明將吳三桂在其父吳襄的勸說之下,正風塵仆仆地投奔李自成而來,也奔他朝思暮想的愛妾陳圓圓而來。然而,當吳三桂聞說陳圓圓已被李自成占有,他心中頓時被憤怒燒成一片火海。他勒住奔馬,返身山海關,立馬向清將多爾袞稱臣。十萬清騎在吳三桂的引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劍直北京。李自成大敗。三天后,他匆忙稱帝,旋又燒毀紫禁城,倉皇逃離。與清兵于保定交戰之后,李敗走陜西、山西。他放風燒了西安,最終逃至湖北九宮山,被當地地主團練襲殺。從此,這支失帥的60萬農民軍,由自成的侄兒李過、高一功率領,一路南逃,后由明將何騰蛟接納改正。

 

滿清入關,定都于北京。明朝的遺老遺少們再一次跪迎道旁。

 

當是時,劍拔弩張的大清,雄視于江北;強弩之末的南明政權,茍延于江南;而張獻忠建大順,負隅于川西。

 

對隱身于深山的船山來說,崇楨自殺的消息,無異于五雷轟頂。在他看來,漢族王朝的離散與瓦解,滿清異族的君臨與統馭,都是百劫不復的文化倒行,是華夏文明的奇恥大辱。由此種文化節義出發的斷魂心理,其寫給崇楨的百韻哀情又豈能道其萬一?

 

那時候,大明將傾的壞消息還在不斷傳到船山耳里。

 

先是明遺臣馬士英,擁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稱帝,建立弘光政權。一代奸臣馬士英一度控制朝政,賣官鬻爵。非但不圖謀振作,反而制造內訌。清兵圍攻揚州時,江北督師史可法英勇就義。清軍血腥屠城。此時,明代總兵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戈。其子左夢庚降清,將大片江南之地拱手送給他們。弘光很快覆滅,南明政權于廣西、廣東、福建如走馬燈一樣更換。1645年,隆武政權建于福州,次年,紹武政權建于廣州。爾后,又有永歷政權建于肇慶,后至梧州。

 

如此多匆匆擁立的政權,雖為皇室血脈,卻沒有一個政權擁有“還我山河”的雄心。即使是在顛沛之途,依然圖謀私欲,陷害忠良,各懷鬼胎。沒有道統認同,更無眾志成城。南明軍事力量多為農民軍反正后的“烏合之眾”。在清兵的馬騎與弓箭面前,這些人幾乎無招架之功。更加上何吾騶、鄭芝龍、李成棟、劉成胤、劉良佐等南明官員的先后變節、投降、茍且的行徑,一曲“天下無道”的亂世鬧劇,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比一個失去道德與倫常的底線。

 

環顧亂世天下,真正令船山肅然起敬者,唯駐守湖湘的堵胤錫、章曠、何騰蛟等諸位中流砥柱。當時,何騰蛟組建長沙臨時軍政府,與堵胤錫、章曠共謀。其時,他們除擁有40萬來自農民軍的降將之外,還自練了一隊“標兵”。

 

當時湖南的情況如何呢?清軍揮師南下岳陽時,大量的“降將”如驚弓之鳥,不戰而逃。岳陽系湘北門戶,清兵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即已占據,長沙危在旦夕。在湘陰,章曠以一介書生的氣節,撰聯明志,表達著“城在人在”的誓死決心。道是:“帳下若干同死士,湖南第一大明城”。在潼溪,南明軍隊以火銃為武器,給清兵以沉痛的打擊,滅清一萬多,此為明末抗清的最大勝利。

 

“揮軍聲于菜色之時,復殘疆于桑榆之日”。潼溪大捷,令船山喜不自禁。

 

 

 

《王船山晴行圖》

 

(三)

 

1647年無異于船山的災年,簡直充滿著末日般的絕望與痛楚。

 

且不說長沙已落入清軍之手,章曠含恨離世,就說船山一家,簡直是噩耗不斷。年輕的妻子陶氏死了,兒子不幸夭折了,小叔、二哥、二叔、二嬸、岳父及舅父,他們,全在這一年永別了充滿苦難與離亂的人間。不久,父親亦于病榻前彌留。抗清,是他留給兒子的唯一遺言。

 

誰說“書生報國無長物”?正值而立的王船山,內心燃燒著國恨家仇的熊熊火焰。就在1648年,他與同道好友管嗣裘、李國相、夏汝弼一起,募集當地鄉勇。

 

想當年,就在南岳的方廣寺前,霧靄飄飄處,梵音裊裊中,呈現出一派刀槍林立的憤怒與肅殺。這一群志節不移士大夫,抱定赴死的決心,起兵抗清,志在奪取衡州。然而,這支微小的武裝力量,又怎敵清兵的強悍?旋即兵敗。主事者管嗣裘,于此次抗清中全家遇難。

 

船山逃往肇慶,奔永歷朝而去。很快輾轉至廣西梧州。桂林留守瞿式耜薦船山于永歷。永歷帝見到“腹有詩書氣自華”的船山后,贊其“骨性松堅”。

 

金甌殘缺的末世,到處都是貪生的,怕死的,降清的,變節的,黨爭的,內訌的,爭權的,奪利者。然而,與船山相交的摯友,從來都是板蕩時勢下的忠節之士。其時,指揮湖南抗清最力者,乃巡撫何騰蛟。此人俠膽忠心,赤誠可鑒。即令明朝大勢已去,仍不惜九死一生。戰敗后,被俘于湘潭,臨死之前,他口渴難耐,曾請僧人至易俗河打水。僧人不解,說湘江近在腳下,為何舍近求遠。何騰蛟說:“此間水已染腥穢,豈可污我冰玉肺腸。一宿河尚從明土流出,故堪飲耳。”

 

是啊,明代本是萬里山河,自從山海關那里打開一個缺口,清兵有如鐵騎突進,明軍節節敗退。而今,裝在船山心中的,不過是那些殘山剩水。那些皇室遺脈的弱小政權,亦如閃爍于南方的暗淡星火。

 

公元1650年,船山隨永歷帝避亂于梧州,任朝廷行人之微職。梧州一年,算是船山先生一輩子為官從政、效命朝廷的全部。即令是偏居一隅,即令政權始終處于搖搖晃晃之中,船山依然看到小朝廷內不斷上演著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那里充滿著黨爭的風詭云譎與明爭暗斗,也彌漫著著禮義廉恥的潰爛與頹唐。

 

船山的心,始終如明月高懸。他憤恨王化澄勾結陳邦博、夏國祥等人來控制朝廷,卻對金堡、蒙正發等耿介正直之士心存敬意。在朝廷黨爭的關鍵時刻,船山不顧人微言輕,情動于辭,越職上疏,為嚴起恒據理辯誣,幾至引來殺身之禍。然而,嚴起恒終歸還是被殺。永歷朝廷,從此落入奸邪小人孫可望之手。

 

船山“抱劉越石之孤忠”而來,終究“命無所致”。永歷朝中的日子,帶給船山的只是沉痛與失望。

 

那些日子,船山站在南國的瘴氣里舉目四望,仿佛看到了一種歷史的宿命。泱泱大明淪落至此,與其說是江山易主,莫如說是道統隕落,是漢族文化的病態與羸弱,是上至廟堂、下至江湖的綱常不振與人心異變啊。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圣賢的精神依然不死。船山并未絕望,他的內心總有感動。公元1650年,永歷朝遷于桂林。旋即被圍。當孔有德率清軍攻陷桂林時,留守瞿式耜與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敞在敵軍的包圍下,視死如歸,秉燭夜飲,各賦絕命詩。抱著一種“士可殺,不可侮”的精神氣節,縱身于獨秀峰下。

 

那些年,于肇慶、梧州、桂林輾轉奔波之后,夢斷他鄉的凄惶,彌漫于船山的內心。

 

公元1651年,他攜續娶的鄭氏,回到了故土衡陽。天地還是那么熟悉,山水兀自明麗。可是,他再也找不到家的方向。就在清兵的眼皮底下,船山棲身于雙髻峰下續夢庵,于“留頭不留發”的騰騰殺氣里,船山所拼死堅持的,就是至死不曾剃發。他平時出行一直是頭戴斗笠、腳著木屐。

 

那是他的底線。頭不頂清朝的天、腳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他與清朝“不共戴天”。

 

荒郊三徑絕,亡國一孤臣。船山此次回鄉,標志著他的生命進入了另一階段。他清楚地知道,明朝已是無可挽回的朽敗了。他心中升起的那一輪明月,只能臨照昔日的山河。

 

那些年,船山看到了太多的忠肝美丑,也累積了太多的困惑與疑問。既然現世無路可走,他就駐心文化,對話歷史。

 

“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他的內心有著太多的“天問”,他要為歷史與人心解開太多的“為什么”。饑寒亂世不過是肉身的棲息之所,華廈文化方是他心中的故園。

 

然而,末世的動蕩與威脅,從未給過船山生存的平靜。孫可望把持永歷朝政之后,將軍李定國曾擊敗清兵,收復衡陽。他想再邀船山出山,以挽南明殘局。而此時的船山,淚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謝絕。于續夢庵隱居兩年后,再避難于姜耶山。這里,漫山多為野姜。船山就像一個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饑。此后,他再度隱姓埋名,化身為一介瑤民,于兵匪浩劫中逃過一命。

 

37歲那一年,船山于耒陽鄉下的興寧寺里找到一張安靜的書桌,潛心研索《老子》,日后結集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曲蘭鄉,筑敗葉廬,以讀書隱居。船山以為余生可以獲得安寧,哪知道造化還在弄人。次年,妻子鄭氏溘然病逝。那是他生命里的至愛。上天讓船山經歷了太多的死別生離,他老淚縱橫,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

 

既《老子衍》之后,船山幾乎手不釋卷,筆耕不輟。哪怕腕力拿不起硯臺,哪怕饑寒交迫,哪怕生死當前,都不曾有一日改變。《黃書》《家世節錄》《尚書引義》《讀四庫大全說》《春秋家說》……

 

每一本,都是一聲追問,一道印痕,一段堅忍卓絕的生命。

 

天地那么豐腴,那么大;船山那么瘦,那么小。他的文字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并沒有太多人在讀。然而,他的筆未曾停輟過。他相信歷史終將回望,也相信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見這未絕的薪火。那就是“為生民立民,為天下立心,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士人風骨。

 

是的,張橫渠的這幾個句子,像銀色的月光一樣,為船山照亮了人生。

 

過了知天命之年,船山遇到了更大的苦難和動蕩。

 

公元1673年,降清的吳三桂又開始反正,殺死云南巡撫,攻打湖南。旋占衡陽,妄圖稱帝。當是時,吳三桂派人四處搜捕船山,欲令船山為其稱帝撰寫所謂的勸進之文。這對一直心懷天命與大道的船山來說,無異于奇恥大辱。即令受死,亦決不可從。他不得不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與麋鹿為伍。幸好多行不義的吳三桂很快暴死衡陽,船山方才重見天日。

 

公元1674年,船山再建三間茅草屋,且耕且讀。日夜不息的湘江,從草屋之西流過。船山為其命名為“湘西草堂”。

 

其時,滿清異族在北方定都建政已歷三十年。誰又曾在乎,在這僻陋的南國鄉間,在那貧寒的草屋頂下,還有一燈如豆,還有一個瘦弱又堅定的身影?誰又知道,船山一直在人性、哲學、歷史與文學的千年長河邊尋尋覓覓。

 

多年以后回望,湘西草堂,亦如建在時間河邊的神廟。

 

在這里,《禮記章句》《宋論》《莊子通》《莊子解》《經義》《俟解》《張子正蒙注》《楚辭通釋》《周易內傳》《讀通鑒論》等五十歲以后的作品均在此撰寫和定稿。令人感慨萬分的是,《莊子通》竟然成書于麋鹿洞中。

 

于船山來說,肉身在破碎的現世里顛沛流離;心靈卻在悠遠的文化里溯流從之。

 

明朝死去了,船山還活在人間。他像一個孤苦伶仃的棄兒,寄身于陌生的天地之中。他以文字為人間弘道,孕育和創造了“不廢江河萬古流”的精神生命。

 

 

 

商務印書館舊版《讀通鑒論》

 

(四)

 

從三十三歲回鄉到七十三歲辭世,整整四十年時光,船山由青年而壯歲,而正午而黃昏,他的生命里,幾乎失去了所有生存的享樂與歡娛,哪怕是交游、出行、相遇、對話、飲酒、酬唱的安穩日常,都鮮有發生。

 

船山的全部歲月,都寄身于山間草舍,荒郊寺廟,麋鹿山洞。

 

現世的船山是孤獨的,文字里的船山卻未曾寂寞。他在與歷史對望的時候,仿佛感覺到未來的目光也在落到他的肩上。

 

想當年,在興寧寺的僧房里,清脆的鐘罄聲敲打著佛地的寧靜,船山坐在塵封的小窗前。對于老子所言的“涵虛守靜、無為而治”,血氣方剛的船山無法認同,他無意于從“無為”的思想里尋得慰藉,相反,他仿佛站在老子的對面,以激切的文字與之展開深層的哲學辯論。

 

《老子衍》里,隨處都是船山先生元氣豐沛的質疑與討論。船山自云“六經責我開生面”,“生面”何以開?在“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之間,船山不愿沉于經義注疏,更愿融匯古今,獨抒已見。

 

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三十多歲的船山,內心充滿了入世的道義和理想。他以儒學與理學為精神底色,縱歷末世之亂,也無法贊成“無為而治”。他的文字里回響著他提問的聲音:“爭”未必起于“賢”嗎?“盜”未必因為“難得之貨”嗎?“心”未必“亂”于“見可欲”嗎?

 

從起兵抗清到永歷朝中做行人,船山始終是一個“知行合一”之人。然而,《老子》對于知行關系卻持這樣的觀點:“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船山的目光久久在文字間徘徊。他似乎忍不住了,沖著永遠無以應答的老子大聲詰問:然則天下豈有“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哉?

 

縱觀船山思想,其魅力首在于質疑與建設。從先秦至宋儒,人性善惡從來就是一個古老的議題。船山是如此看待人性的呢?

 

人性之善惡是由天賦的嗎?船山問道:“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信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由此,他認為人性之善惡并非由上天一次性給定,而是“命日生,性日受”。這種“日生日受”的人性論,第一次將人性置于生命成長的過程去審察,堪稱古今人性思考中的重大思想里程。

 

船山避吳三桂于麇鹿洞時,已是花甲老人。背彎,發白,眼花。你想啊,春天的麇鹿洞里,那么濕,那么黑,那么冷。雨腳如麻,布衾如鐵。除了蟲鳴,萬籟無聲。老人枯坐于洞中,就是一個逃難的難民,然而,有誰知道他的心中依然升起了明月,依然懷想著宇宙、生死、人性的諸多命題?

 

可以想像,在那個幽暗的洞穴,最溫暖而有光的只他隨身帶著的那本《莊子》。莊子的智慧,給船山以最柔軟的撫慰。事隔多年,他已不再像當年面對《老子》那樣,他從莊子的思想里獲得了于生命的逍遙與君子的達觀。

 

船山無從料到,他所撰寫的《莊子通》在他身后一直流傳。它放在某個學者的書房里,放在清茶的余香與古琴的聲響里,放在朝陽與月色里,可是,有誰還能從這些字里嗅到當年山洞里的潮濕,嗅到那隱隱的麇鹿氣味?

 

那才是船山當時的現實境遇與苦難生存啊。

 

從山洞回到草堂之后,船山的精神開始在歷史的天地里俯仰縱橫。他的話語,無法訴諸大清治下的現世,只能潛入歷史的時空。臧否得失,評點人物,反復探詢一個王朝的興衰治亂。

 

公元1680年,船山開始撰寫《宋論》初稿。

 

或許,在船山心中,宋明二朝同有滅于異族之手的命運吧。在《宋論》里,船山先生評王安石、評岳飛、評文天祥,也評秦檜、評高宗,評宋代內政外交的成敗得失、興衰際遇,那些燭照幽明的史見,那種顧盼多姿、清麗宛轉的文字,那種傳道濟民的情懷,歷千百年而依然發著光亮。那是文字,更是船山先生獨立不羈的思想。篇篇都是“宋事”,而又好像句句都是“明言”。

 

船山更為宏大的史論視野還在其《讀通鑒論》,以及《讀四庫大全說》的諸著中。完成《讀通鑒論》的時候,船山已近古稀之年。待修訂30卷成書時,已是去逝前不久的日子。在那里,李斯,趙高,項莊,韓信,賈誼,曹操,無數發人之未發的人物史評都在船山的煌煌文字里。

 

那里的文字,充滿了人間之“道義”。何種“義”呢?用船山自己的話說,就是“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

 

與船山“三義說”相應的,是其“三罪”論。在他看來,“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

 

楊昌濟先生說:“船山先生一生之大節,在于主張民族主義,以漢民族之受制于外來民族為深恥極痛”。誠如此,船山一以貫之的立場與信仰就是漢族的民族主義。在他心里,民族利益高于社會利益,社會利益高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高于君王利益。

 

與船山的史論相映生輝的是另一種文字光焰,那是船山對于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

 

在這種形而上的思考中,船山像《逍遙游》的那一只鯤鵬,“其翼若垂天之云”,俯察萬類,他以超凡的形上氣質,構建起自己的哲學王國。

 

在那里,“氣”與“道”,“心”和“性”等尋常語詞,因為他的定義,而別具中國古代哲學的思想磁力。

 

 

 

岳麓書社《船山全書》套裝16冊

 

(五)

 

船山少年時即跟父親學詩。縱然一生苦難不絕,他以詩交游,以詩紀行,以詩言志,詩,成了心靈與情感存在的方式。

 

秋水蜻蜓無著處,全現敗葉衰柳。

 

這是船山寫于暮年的一句詞。我以為,那是一種意境,更像是他一生的寫照。秋水雖凈,滿目卻是“敗葉衰柳”;晴蜓低飛,卻找不到一個立足之地。

 

船山是那么想要傾訴,想要表達,可環顧周遭,他又幾乎找不到可以說話的人。日日陪伴他的,永遠是老莊、孔孟與程朱,是尚書、春秋與周易,是文明與歷史的千百年演繹。

 

一冊經史,一行典籍,都在他內心里發著光亮。他日日以文字和筆墨為口舌,吸納天地,對話經理,晤面先賢,探尋人性。在那樣的亂世,很多時候,得到一張不曾寫過字的紙,都是一種莫大的欣喜。他心歸于文化,身隱于草屋,他以思想擁抱著歷史與天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或許,船山的生活里并沒有談笑風生,他習慣于沉默。沉默的背后是隱忍,隱忍的背后是忠誠,忠誠背后是孤獨。他永遠都在質問,都在呼號,都在憂思,都在發現,都在創造。這些,都在他的經典重建里,都在他的哲學思辯里,也都他的歷史明月里。

 

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

 

船山,屬于明月。明月是他的時間,他的道義,他的信仰。

 

 

 

黃耀紅,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化專欄作家。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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