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園林】《春秋繁露》的治國之道

欄目: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19-10-02 00:17:22
標簽:《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的治國之道

作者:吳園林

來源:《學習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八日丙午

          耶穌2019年9月6日

 

《春秋繁露》是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是漢代廣川郡人,生于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治學嚴謹,立意高遠,尤其擅長春秋公羊學,后世尊稱其為董子。

 

董子研究春秋,不拘執于一家之言,構建了系統的政治儒學思想體系,深刻影響了中華法政文化傳統。《漢書·董仲舒傳》稱董子為“醇儒”,西漢后期經學家劉歆稱贊其為“群儒首”,為儒學一代宗師。董子對春秋公羊學的演繹,開啟了政治儒學之先河。董子春秋之學,精要盡皆體現在《春秋繁露》中。董子所演繹春秋大義之要旨,當以治國之道為先。

 

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子治國之道的總綱。董子在《楚莊王第一》中開篇點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奉天,是遵從天道;法古,是效法古圣王之道。然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并非頑固守舊之俗談。董子進一步指出,“圣者法天,賢者法圣,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因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實際是嘗試在國家治理中尋找一條主線:即治國理政的基本規律。《韓詩外傳》曾批判性地指出國家治理的問題在于“古今異情”,并認為“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可見,國家治理是一個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都面臨的難題。奉天法古本質上是古代社會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董子春秋之學,凡論及“天”“古”者,多是以古論今,尋求“大數”之治。奉天法古,其根本是為了在國家治理無法突破時代局限的情形之下,最大限度地發揮王朝傳統文化的治理功能。

 

選賢任能

 

《白虎通義》曾言道: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國家治理離不開賢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這種政治智慧,集中表現在權與變的哲學關系的處理之中。孟子曾言: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這一點說明國家治理不僅對政治家的執政方式,也對其執政品格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政治家不僅能處理日常事務,也應當能夠應對突發緊急事件。可見,賢明的政治家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如果用人不當,就會出現《周易》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讓國家治理的偉業歸于失敗。在董子看來,賢明的政治家對國家領導者也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滅國上第七》中,董子將任用賢者視為“存亡之端”。蘇輿先生疏證其義:君之得民,惟在任賢以輔政,不在徇眾以干譽。賢者,民之準也。這意味著,如果執政的各級官員能以身作則,則百姓亦會遵紀守法,而國家領導者的權威也不斷上升。選賢任能,是國家治理關鍵性的一步。選賢任能工作做得好,則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完善國家治理體系。

 

施行王道

 

王道以仁義為本,這與以威懾為先的霸道形成鮮明對比。董子在《王道第六》中指出,“元者,始也,言正本也”。由此觀之,王道之本,在于正元始之義。實行王道,恩澤民眾,與國家治理的“善治”目標相契合。在董子看來,王道與人心息息相關。《盟會要第十》言:天下者無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董子之彰明春秋大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的反應。盡管春秋末年霸道興起,王道衰微。不過,董子并不以為意,仍然對王道的施行非常有信心。在他看來,王道應以仁政為本。

 

國家治理之難,古今皆是如此。奉天法古、選賢任能、施行王道,是董子春秋之學留給今天的寶貴財富。這三個要點內涵豐富、寓意深刻,蘊含著許多可以借鑒的智慧。董子曾言: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圣人積聚眾善以為功。國家治理是促進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偉大工程,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形成合力,是穩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力保障。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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