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可國】責己和責人:儒家責任倫理主體指向的二元結構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19-09-29 18:33:03
標簽:儒家責任倫理、責人、責己

責己和責人:儒家責任倫理主體指向的二元結構

作者:涂可國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8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九日丁卯

??????????耶穌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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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己與責人是儒家用以處理己他關系或人我關系的重要倫理規范,也是儒家責任倫理思想的有機構成,同時還是當代中國推動人履行社會責任的不可多得的美德傳統資源。儒家不僅論述了以己任為樞紐的己責和人責思想,還將思考的重心置于責己和責人以及責善、責過和責志問題上,闡釋了作為道德活動的責任倫理主體指向——責己和責人,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儒家的責任倫理學和角色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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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不可不責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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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儒家既講責人又講責己,但更重視責己。雖然孔孟原始儒家沒有明確使用“責己”這個概念,但是,先秦儒家人學推崇為己、克己、律己、修己,孔子要求人隨時自察過失而嚴格自責,主張厚責己而薄責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自訟、自省、自求、自檢、自思既是責己的前提,也是責己的表現,為此原始儒家作了不厭其煩地強調。孔子對自己有過而不知自訟的行為深感遺憾:“已矣乎,吾未見能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論語?公冶長》)并教導人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曾子反復強調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中庸》和《孟子》則主張“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和“反求諸己。”荀子從君子人格修養角度指出:“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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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上述的自己對自己的要求、責備、譴責、懲罰、詰問、追究、督促、督查、批評等自我問責思想,被宋明理學家進一步拓展開來。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天下一體之仁”的價值觀,在闡述儒家的中正之道時,張載指出:“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據筆者掌握的文獻證實,張載也許是儒家鮮明提出“責己”概念的第一人。不僅如此,他還立足于儒家的為己之學進一步傳承先秦儒家的自訟之說,認為雖然別人有過但應如同自己有過,應當時刻不忘檢討自己的過錯而內心自責:“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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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借助于吸收先秦儒家自訟、自省、求己等待人處世之道的精華,程顥提出了“罪己責躬不可無”的重[1]要觀點,以后李侗、朱熹和呂祖謙一再重申。朱熹回答弟子如何理解程子有關“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和“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等觀念時,指出:“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于改而后已。”[2]認為人有過改了就無悔,只是以往的過失就無可救藥。所謂“罪己”就是責躬、責己,就是引咎自責。早在《左傳?莊公十一年》中就說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自從漢武帝劉徹發布“輪臺罪己詔”之后,中國古代有些帝王也曾頒布過“罪己詔”。所謂“自訟”,不僅指法律訴訟,也在一定意義上包含自責、攻責,也就是責己。宋明以迄清代,由程顥創發的“罪己責躬不可無”理念成為歷代儒家責任倫理的普遍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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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爾責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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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責己的同時,儒家并不否定責人。孟子認為,對君主的恭敬并非一味順從而是敢于責君、敢于勸諫,以達到從義不從君的目的:“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離婁上》);而一個人之所以不能做到慎言慎行,也是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3]猶如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論語?為政》)孟子從反面警示我們,對一個人務必加強監控,鼓勵勇于責人,以防止其言過其實、惡語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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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雖然從不同角度多次強調“善則稱人,過則稱己”(《禮記?坊記》),倡導“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禮記?表記》)但并沒有完全否定可以也應當責人。《禮記》中孔子對子路說“爾責于人”(《禮記?檀弓上》),它還提出“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禮記?冠義》)其中的“責”可以訓解為“督促”抑或“推進”,意味著對他人提出要求、進行規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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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一反孟子所提出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的告誡而提倡敢為人師,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延續了《禮記》責成人禮的觀念,說:“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圣人的用心之處是以禮治人,重視冠禮,以督促、推行符合古禮的成人之道。必須指出的是,《孟子》《禮記》和《柳河東集》文本所體現出來的“責人”思想,其“人”為泛指,是總體性的一般的人,而不是特指“他人”——雖然內在地包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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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有所不同,王陽明直接立足于己他關系維度論及了“責人”。《傳習錄》講到:“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4]這是說,孟源患有自以為是、喜好功名的毛病,因而多次受到陽明先生的批評、訓斥或規勸。可見,王陽明奉行的為人之道是,對與主體自我相對應的他人固然要寬容、敦厚、忠恕,但對別人的缺點、毛病、過失當批評該批評、當教育該教育、當訓斥該訓斥,而不能只是一味地遷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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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責己輕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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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盡管講責人,但在如何認識和處理人我關系問題上更為強調責己,體現了“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道德品質,彰顯了重責己輕責人的價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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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孔子的人己觀提倡的是厚責己而薄責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孔子之所以主張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別人,就在于這樣才可以避免別人的怨恨。這是他從人生經驗中得出的嚴己寬人處世原則。朱熹注解說:“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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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一大特色是“隆禮重法”,為此他常常結合刑罰來討論責己責人問題。他說:“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荀子?富國》)又云:“不教而責成功,虐也。”(《荀子?宥坐》)對荀子來說,統治者治國理政首先應修正自己的缺點,然后慢慢責備別人,這比刑罰更有威力;而教民十分重要,對民眾事先不加教育只是一味強求其成功,這是在暴虐老百姓。這里,荀子從君民特定關系角度宣揚重責己輕責人的己他責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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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不但在論述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的春秋大法時強調“惡厚而責薄”(《春秋繁露?玉杯》),更為重要的是他把責己責人問題納入仁義法的思想框架之中,進一步闡釋了孔子厚責己薄責人的觀念。他指出,君子要治人、治民,就必須注重“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后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于順逆之處也。”(《春秋繁露?仁義法》)以做到“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春秋繁露?仁義法》)這是因為“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對董仲舒來說,對別人求全責備就會惑亂,而嚴于自責就會使自己清明,因而理應薄責于人而厚責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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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比較了古今君子在對待人己關系上的差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而“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6]如同以往的儒家一樣,韓愈推崇古代君子,認為他們要求自己周祥要求他人簡約,因而自己不會懈怠,別人則樂意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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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家從不同層面群體性地深化了儒家責自厚而責人薄的責任倫理思想。一是張載力主惟責己身。他于《正蒙》篇中從儒家的仁愛精神出發,提出了前述的“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7]要求把天下所有人視為一人,把他人看成我的同胞,不僅要做到仁民愛物,更要把對自我的責己當成當然的義務,以達到成己成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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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二程主張不能責人太急。他們說:“圣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8]圣人之所以責人和緩,主要是為了促使人改正,而不是故意顯現人的過錯。而今假如加以細究,那么,對二程與薛瑄重責己輕責人的責任倫理觀應當辯證看待。責人如果太急、太嚴,過于苛刻,甚至故意揚過,有時不但不能使人改過自新,讓人心悅誠服,反而可能像孔子所說的那樣使人心生反感、怨恨,讓人難堪。但是對“責人常緩”的道德規范又不能做絕對化理解和運用。特殊情況下,對犯有過失的人只有進行重責,有時才能真正使之懲惡就正、改過從善。此外,二程與薛瑄還依據主誠論強調“責己”:“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9]這就是說,如果待人以誠卻不能感動人,就應該像孟子所倡導的那樣反求諸己,責問自己是不是誠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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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根據恕道責人責己。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論語?衛靈公》)宋明理學家運用它去解釋責人責己的待人處世之道,發展出恕人責己的思想。北宋初年著名隱逸詩人林逋在其《省心錄》文中提出了一句名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朱熹和呂祖謙在《近思錄》中引述程明道先生的話說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近思錄》卷五)同時代的范純仁力主儒家的忠恕之道,以此教育子弟說:“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賢地位也。”(《宋史?范純仁傳》)范純仁這一思想經過王陽明一定的改造繼承了下來,用以批評嚴于責人、寬以責己的不良現象:“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10]被譽為“朱子之后一人”的元代許衡在《許魯齋語錄》中說:“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于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楊爵也講:“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11]這一系列論說旨在表明,以責人之心責己——律己甚嚴,謙恭自守,嚴于責己,有助于自我約束、自我反思,既能使自己少犯過失,還能與人為善;以恕己之心恕人——將心比心,待人以寬,責人甚恕,見人之長,容人之短,不僅可以給別人以自新的機會,還能獲得他人的寬容、理解,為自己贏得一個和諧寬松的人際環境,能做到這樣,即便達不到朱熹所說的圣賢境界,也可以做一個謙謙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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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責己不能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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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程顥提出了“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12]的觀點,李侗、朱熹和呂祖謙做了深度詮釋。李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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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某竊以為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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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李侗、朱熹和呂祖謙為何既強調“罪己責躬不可無”又指出“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筆者認為關鍵在于理解和把握人心中的“悔吝”和“私意”。罪己、責躬、自責和責己是一體相通的,它們都是指因個人出現缺點、錯誤、過失而產生的內疚、反思、思過、譴責、問責等。自責和責己并不是純粹正面的,更不是絕對善的。積極的自責和責己是一種出于責任感的,對他人、對社會的歉意、愧疚之情,它可以使人改過從善;消極的自責和責己常常表現為過度的責備自己,它不僅會滋生自卑、沮喪、悔恨、郁悶、絕望、罪惡感等消極心理和人格障礙,也可能產生由于愛面子、傷自尊、害怕影響名譽權益等私心的考慮而生成的后悔、悔吝心理。而且,犯有過失固然要罪己責躬,但如果過于自責、一味悔恨、長期愧疚,反而會助長私心雜念。完全可以說,程顥、李侗、朱熹和呂祖謙倡導的“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14]的觀念,既很好地繼承了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思想,又從辯證理性的角度符合中庸適度的原則,可謂對儒家責己責人思想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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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家不僅闡明了如果罪己責躬常留在心中就會帶來私心淤積的后果,還指明了防止責己偏失的為學工夫。對此,李侗進行了深刻闡釋。他說:“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于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15]要做到責己不偏失、心中不常存愧意,就必須在日常事親事長的待人處世過程中,注重從本源處涵養自己的心性,始終保持恭順謹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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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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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載集?正蒙》,中華書局,1978年,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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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中華書局,2004年,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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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7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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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子?離婁上》。對此段文意的解釋并不一致,譬如有的解讀為“人們的道德修養達到融會貫通《周易》的境界,那么他就會辯才無礙,可以自圓其說而不會受到任何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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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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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八》,中華書局,2011年,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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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韓昌黎文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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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載集?正蒙》,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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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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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薛文清公讀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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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陽明全集》,第6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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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明儒學案》卷九《三原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第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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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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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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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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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第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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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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