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毅】民初祭孔及其困境:以湖南長沙為例

欄目:《原道》第36輯、禮儀祀典
發布時間:2019-09-12 00:34:03
標簽:傳統、湖南、現代、祭孔、長沙

民初祭孔及其困境:以湖南長沙為例

作者:龐毅(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后)

來源:《原道》第36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三日辛亥

          耶穌2019年9月11日

 

內容提要:在帝制中國,祭孔儀式非常隆重。辛亥革命后,長沙的祭孔雖然有短暫的中斷,但很快得到了恢復。

 

出于推行教化、整合社會的考慮,湖南歷屆政府均比較重視祭孔。不過,在政府推行的“鞠躬禮”與傳統的“三跪九叩首禮”之間產生了新舊之爭。

 

隨著學校教育的發展,文廟祀產也越來越多地成為辦學的資產,文廟獨立祭孔的能力越來越弱。后祭孔典禮的如期舉行,除政府推動外,主要仰賴的是學宮董事會。

 

在軍隊對文廟的破壞、祀產興學和報刊輿論的沖擊下,祭孔活動困境重重。最終,在1927年國民革命的背景下,國民黨以強大的現代話語做政治動員,祭孔活動被視為“封建迷信”而停止。

 

本文以長沙為個案,探究民初長沙祭孔的演變及其原因,檢視民國初年長沙祭孔的實際情形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并藉此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關鍵詞:祭孔;湖南;長沙;傳統;現代; 

 

 

(長沙府學宮遺址)


在帝制中國,祭孔儀式非常隆重。“國家崇儒重道,廟祀孔子,用王者禮。令天下郡邑守長通得祀。”[1]同時,各地皆設有文廟祭孔。“天下郡縣皆設文廟,朔望行香,春秋致祭。”[2]

 

辛亥革命以后,祭孔雖然免遭被廢的命運,但卻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民國初年祭孔的討論頗多,主要集中在“尊孔復古”思潮和“打倒孔家店”兩個方面,[3]對祭孔活動及其現實處境研究較少。

 

本文試圖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以長沙為個案,檢視民國初年長沙祭孔的實際情形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并藉此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一、民初長沙祭孔的演變及其原因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代的祀典制度基本被廢除,但文廟祭孔仍被保留。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通令,“文廟應暫時照舊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4]

 

但實際上,各地不少地方的官方祭孔基本陷于停滯。此時長沙的祭孔則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民間祭祀時期,由湖南傳統士紳維持。誠如當時長沙《船山學報》所記載:“民國肇興之年,孔子祀典不絕如縷。”[5]直到袁世凱頒布一系列的尊孔政令,長沙的祭孔活動才又進入官方祭祀時期。

 

長沙祭孔典禮的執行,與當時北京政府所頒行的尊孔政令密切相關。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頒布“臨時大總統令”,表示要“查照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子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6]

 

11月26日,袁世凱發布尊孔典禮令,宣稱“溯二千余年,歷史相沿,率循孔道,奉為至圣。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賢哲后裔,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均仍依舊”。

 

1914年2月7日,袁世凱又發布總統祭孔令,規定“以夏時春秋兩丁為祭孔之日,仍從大祭,其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京師文廟應由大總統主祭,各地方文廟應由長官主祭”。[7]

 

在中央政令的引導下,長沙的祭孔典禮成為長沙歷屆省、縣政府的重要活動。以湖南省的祭孔典禮為例。湖南省政府祭孔典禮一般在長沙府學宮舉行,并由督軍或者省長主祭。

 

民國初年,在歷任督軍和省長的執政時期,均把祭孔作為其政內的重要活動。譚延闿三次督湘,在其任內多是躬親祀孔。

 

1917年春丁,“昨譚省長已決定于本日黎明,親往圣廟恭詣行禮,以崇祀典”,[8]1920年秋丁,“譚兼省長屆期躬□□禮,并委曾政務廳長陪祀東廡,委長沙知事陪祀西廡”。[9]

 

即便是有“禍湘”之稱的外來軍閥張敬堯,也對祭孔高度重視。1919年秋丁之期,“張兼省長先期令知長沙縣知事,遵照舊例,預備祭品。是日八時,委任省公署內務科長胡汝霖,赴圣廟恭行代祭”。[10]

 

 

 

(張敬堯)

 

督湘六年之久的趙恒惕,亦把祭孔作為其主要職責之一。1924年春丁之期,“趙省長因示崇重起見,特親身主祭,吳內務司長、長沙縣知事、李秘書長等分廡陪祀,極為隆重”。[11]

 

除由省長親臨祭孔典禮現場外,省政府還會頒發祭銀和祭品等,以保證祭孔典禮的順利進行。“九月七日為秋丁祀孔之期,例由鈞署飭行財政廳頒發祭銀三百兩,以崇祀典。”[12]

 

“明日為上丁祀孔之期……昨省署特恭制束帛十六端,鈴印頒發該圣廟管理收管,以便屆時應用而昭鄭重。”[13]亦可見官方對祭孔的重視程度。

 

祭孔之所以受到湖南歷屆政府的重視,一方面是官方欲借其推行教化,維護社會秩序。正如當時北京政府推行祭孔的解釋所言:“用以表示俾知國家以道德為重,群相興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14]

 

另一方面,湖南政府之所以執行如此徹底,與湖南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民國初年,湖南是南北軍閥混戰的主要戰場之一,執政者試圖通過祭孔平息戰亂所造成的社會動蕩。

 

二、鞠躬還是跪拜:祭禮的新舊之爭

 

“儀式作為一種社會行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必然會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不同、崇拜重點的不同及儀式參與者的不同而有所變化。”[15]

 

民國祭孔儀式變化最大者,莫過于改三跪九叩首禮為鞠躬禮了。帝制時期,祭孔采用三跪九叩首禮,民國肇興,廢除跪拜禮,改行鞠躬禮。民國北京政府《祀孔典禮》規定,祭孔以四拜三行禮替代三跪九叩首禮。

 

但袁世凱稱帝期間,禮制失效,實際上行跪拜禮,“所有獻帛、獻爵、受福胙、焚燎等事,均仍如舊制,除迎神、送神則系三跪九叩禮,余均系一跪三叩”。[16]

 

鑒于此,1916年9月,內務部通令各省,要求廢跪拜行鞠躬,“各省省長鑒,準浙江呂省長真電,內開原訂祀孔典禮,如拜跪及祀服等項均與現制不合,擬除去拜跪行三鞠躬,改祭服為禮服等語。

 

因時制宜,本部極表同意,現訂為迎送神各三鞠躬,讀祝受胙各一鞠躬。正獻、初獻服大禮服,陪祀各員服常服。本屆秋祭期近,即行照此辦理”。[17]

 

但在長沙祭孔典禮中,是跪拜還是鞠躬始終存在反復,在政府規定與實際操作之間,大相徑庭,折射出傳統與現代的緊張關系。

 

雖然政府有明文規定,但長沙各學宮在祭孔儀式的實際操作中并未徹底執行。長沙進行祭孔的地點主要有三處,除前文提到的長沙府學宮外,還有長沙縣學宮和善化縣學宮。對于祭孔行何種禮儀,長沙府學宮的態度起著引領作用。

 

據長沙《大公報》報道:“長沙府學宮為長沙十二縣公有之文廟,自民國以來,對于祀孔改為鞠躬,該學宮以載在丁祭譜只有三跪九叩首之禮,是以年年演禮仍用三跪九叩首。”[18]

 

不過,實際情形更為復雜。面對政府規定,府學宮也不是置若罔聞,而是采用了變通的辦法:平時行三跪九叩首禮,“及至各長官來廟與祭,又用鞠躬”。[19]

 

但“每每臨時變更禮節,不無錯亂之處”,[20]為了堅持三跪九叩首禮,于是長沙府學宮祭孔自行承擔,不用官方出資祭祀。“府學宮自近年以來,自愿犧牲公家津貼三百元不要,改為紳祭,仍用三跪九叩首禮,已經數載。”[21]

 

在長沙府學宮的領頭之下,善化縣學宮亦改行跪拜禮。在新舊儀式之間,長沙縣學宮對祭孔儀式行何種禮儀反復不定,“昨日秋丁之期,長沙縣學宮因奉內務部通令,仍改為四拜再進禮”。[22]

 

到了1922年,長沙縣學宮經討論,也決定與府學宮保持一致。

 

“前幾日為孔子春丁之期,長邑學宮董事等先期三日具柬邀請同邑人等前往訓禮”,“該學宮稽核朱某發表意見”,“朱稽核主張變更禮制,改四拜為三跪九叩首,謂系府學宮朱某之意,善邑學宮從之。

 

長沙學宮亦宜仿照,后經大眾討論,有主張仍舊者,有主張變更者,最后結果大體仍照舊式惟將四拜改三跪九叩首,祝文改用前清舊祝”。[23]

 

即是說,在1922年春丁之后,長沙府、長沙縣和善化縣學宮祭孔儀式均改行跪拜禮。

 

湖南省政府和長沙縣政府對祭孔行三跪九叩首禮的默認。1923年,時任湖南省長的趙恒惕忽然要到府學宮參加丁祭。“趙省長前日忽飭財政司送洋三百元于府學宮,定要親來與祭。”

 

 

 

(趙恒惕)

 

在經過緊張的商討之后,府學宮仍堅持行三跪九叩首禮,并把預將禮節呈報省長公署。如何行禮又擺在了省署面前,由于相關文獻缺乏,我們無法獲知省署內部是否有過爭論,但從最終結果看,按照府學宮呈報禮節行禮占了上風。

 

是日黎明,“省長率領各分獻官等官到廟,由該廟贊禮員按照丁祭譜所規定依次行禮”。同日,長沙縣學宮祭孔由“長沙縣知事周瀛干主祭”,“亦照三跪九叩首行禮”。[24]

 

在學宮董事堅持下,對祭孔儀式游離于國家與民間二者之間狀態的地方政府最終偏向后者。

 

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傳統的跪拜、叩頭等禮節不斷受到批判。辛亥革命爆發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明令廢除社會交往中的跪拜、相揖和請安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25]

 

這也逐漸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但在長沙祭孔儀式中,現代禮節卻遭到了頑強的抵制。祭孔儀式是經過很長時間形成的規范,非一般禮節可比,具有神圣性和長時性,是傳統社會中具有代表性的要素。

 

伴隨政治的變革,禮儀被強迫要求改變,但鞠躬禮在祭孔儀式中推行失敗(至少在長沙如此),則表明傳統文化力量的延續性。

 

舊禮儀的勝出,除傳統儀式的延續性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學宮董事會的堅持。長沙各學宮董事會主要由傳統的士紳組成,在科舉時代都獲得過生員及其以上的功名,祭孔是其踐行對傳統認同的一種方式。

 

同時,學宮董事會控制了學宮的田產和房產,使得其在經濟上保持很大的獨立性。據報道,僅長沙府學宮,每年收租谷就達六千余石,房租五千余串,除繳學費錢外,其余均作為歲修祭祀之費。[26]經濟上的獨立,這也是其敢違背政府規定的重要原因。

 

三、多元交織下的民初祭孔的困境

 

在歷年祭孔典禮如期舉行的同時,祭孔活動又面臨諸多危機。

 

首先是軍隊對文廟的破壞。翻閱民國初年長沙的報紙,我們會發現大量有關軍隊對文廟破壞的報道。長沙府學宮,“近日因廟內駐扎軍隊,不知如何忽見該項祭品、樂器、藍衫等件沿街發賣”。[27]

 

長沙縣學宮,“因近年以來,大成殿為軍隊所駐扎,梁榱棟壞,頹屺不堪”。[28]不限于長沙,湖南其他地方文廟亦遭到軍隊破壞。在衡陽,“俎豆馨香之地淪為戎馬蹂躪之場所”。[29]

 

寶慶文廟“被兵毀損,殊深慨嘆”。[30]軍隊的破壞對文廟祭孔能否如期舉行自然會造成影響。但是,文廟被破壞后還可以重修,文廟被占領還可以使其遷出,所以說軍隊的破壞于祭孔來說,只是短時期的影響,不能根本上撼動祭孔。[31]

 

于祭孔來說,比軍隊破壞更嚴重的是在現代教育名義下興辦的新式學校。民國成立之后,伴隨各類學校的建立,孔廟祀產逐漸成為辦學資產。以1921年岳麓書院孔廟祀產所有權問題導致工校、孔廟之間發生的糾紛為例,透過祀產之爭,我們可以進一步揭示祭孔在民初的走向。

 

湖南省公立工校校長賓步程以岳麓書院為辦學基地,在清查岳麓書院產業之時,發現貢院坪南門外房屋墻基豎有書院歲修的石碑,便要求警署令租房的佃戶向工校立約收租,并獲準。

 

而此房屋系岳麓孔廟祀產,房租向由孔廟祀產公董事處管理。祀產公董事凌奎耀“以該產為地方公有,且與孔廟古跡日廢有關”,向省議會請愿,并呈省署警廳暫緩執行。[32]

 

接到凌奎耀等的請愿后,湖南省議會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

 

議員彭熙治認為“麓山孔廟公產系祀孔特□財產,工校惟請準以書院院址辦學,未許將書院財產交其保管,該項公產系圣廟祀費,自應由董事經管。該工校何能不問性質與手續,要求警廳強迫換佃。本會□保全圣產,以維持古跡祭祀之永久,免開借公奪利之漸”。

 

議員謝光焯認為,“為保全名勝古跡并維持議決圣廟財產維持案起見,應由會解決保管方法”。[33]

 

最終,經表決,大多數議員認為應交內務股審查之后,再行定奪。不過,省長公署做出了有利于工校的決定。

 

其以“孔廟祀產原由岳麓書院劃撥,系屬省有財產,與地方財產性質不同,該經理人系由何方推選,抑系私人組織,每年收支盈絀究屬幾何,敝署既無案可查,彼方又匿不報告”,[34]

 

祀產即系省有,“本署應有稽核處理之權”為理由,一方面委任賓步程和省教育職員何炳麟為接收管理圣廟祀產委員,另一方面命凌奎耀等交出祀產契據及收入押金、租佃等。

 

“本署為保存祀產起見,除查照省議會十年一月議決保管祀產辦法五條辦理外,特加訂管理條例,咨復省議會變更經管方法,并委省教育會職員何炳麟及工業專業學校校長賓步程會同接收經理在案,合行抄發條例,令仰該紳等即便將祀產契據及收入押金佃租一律交出,并將歷年收支數目詳細列表具報。”[35]

 

由此引發對孔廟祀產進行清理的舉措。“岳麓山文廟祀產,其一切收入,久已無賬可稽,前經教育會呈請省長組織保管委員會,已由省署委托何炳麟、賓敏該二人為保管委員,并志各報,

 

茲該委員會已著手清理,所有貢院一帶及碧湘街之房產,均于九月一日起,接收掌管,有不受清理者,即實行勸令搬出,聞省署已命警署會同辦理云。至麓廟附近之田產,將于本年起收租,其房田各業均已派人測量繪圖,以便存記。”[36]

 

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討論,岳麓書院孔廟祀產,無疑全部撥歸學校。由于史料缺乏,凌奎耀等孔廟祀產管理人是否再有據理力爭,其中具體過程無從得知。

 

從長沙《大公報》的報道來看,孔廟祀產問題,由工校和孔廟二者的糾紛,變成了工校和湖南大學校產之爭。“工業專門校長賓步程與前湖南大學籌備員易培基為岳麓山官產一案各有呈詞,已志前報,茲昨省長已將該田斷歸工校管業。將易培基所呈,完全批駁。”[37]

 

 

 

(易培基)

 

在這一結果公布之后,易培基仍沒有放棄,最終省長指令,岳麓書院孔廟祀產留作湖南大學建校基礎,暫歸工業學校管理。

 

“查此案前據財政廳查明呈復,當經本署明白指令,并分行遵照在案,自應遵照前令,迅將前林省□發給執照,繳署作廢,業價五百元,果系私人籌繳,俟執照繳署,即便令廳照發。

 

惟該員歷年實收租谷,究有若干,變價若干,開支若干,未據明白聲敘,亟須造具清冊賷署查核,以重公款。至該項田產,留作大學基礎,事原可行,在大學未成立以前,仍應暫歸工業專門學校代為保存,將來大學成立,再行撥歸大學管業可也。”[38]

 

祀產是文廟祭祀和管理之經濟基礎,麓山孔廟祀產的歸屬表明:在當時,祭孔之重要性與學校教育無法相比。在“廟學之爭”中,雖然孔廟祀產董事會以“保護古跡”力爭,但省公署以祀產系“省有財產”,從法律上否定了孔廟祀產董事會對祀產的所有權。

 

在教育會和省公署的支持下,工校壓倒孔廟,取得了祀產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岳麓祀產之爭,反映出當時祭孔地位的下降,現代教育重要性的凸顯。雖然傳統文廟寓教于學,形成左廟右學的格局,廟產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于支持地方參加科考的士子,但祭孔的祀產始終獨立。

 

岳麓祀產事件并非孤例。在面對軍隊時常侵占文廟時,長沙縣學宮即改為長沙師范以圖保存。

 

“長邑諸人等見圣廟之淪夷,圖保存之計策,昨邀集全縣紳耆父老,公同議決,將長沙師范移設該處,所有明倫堂、鄉賢祠、文昌閣等處,均改為校舍,惟原有匾額概不得取下,保存前代之古跡。”[39]

 

而常德文廟,也被改成設通俗教育館。[40]此外,文廟祭祀載在祀典,官方也多次出臺保護訓令,但這些都沒有較強的約束力。

 

除處于戰爭時期外,更為關鍵的是時代話語的變化,教育成為時代的主題。從文廟的轉型來看,其求得生存的要素不是“尊孔之道”,而是改成現代學校和通俗教育館等。

 

雖然本意是保護文廟起見,但從中折射出新時代下價值觀念的變遷,現代教育成為比祭孔重要得多。

 

如果說文廟祀產用作教育經費是因為現代教育重于祭孔的話,那么報紙輿論對祭孔的選擇性報道,則是直接對祭孔的沖擊。

 

首先是打破祭孔的神圣性。1924年9月9日長沙《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廟與祭記》的文章。署名“駿人”的作者把筆鋒首指倡導祭孔最力的士紳。與士紳固有的形象不同,他們是“一班肥且碩大的老紳士,赤身露體,放口大嚼,大盆大盌,上手即有勢如破竹之狀態,聯湯帶水,進口簡直滴水不漏。”

 

其他參與者似也是為了吃而來。“自治女校牽出三四百女學生來,說什么去和孔夫子磕頭,可以討些肉吃,排班直立,誠壯觀也。”而神圣的祭孔殿堂,成為了小孩子辱罵廝打的場地。

 

“一群不三不四大小孩子,圍做一團,爭著致祭過后的貢品,有的拳打腳踢,搶看了一大包,有的罵娘罵爹,一點都沒有得到,鬧得滿殿紛紛。”[41]

 

祭孔執事人員似乎也是為了祭品而來。1926年長沙《大公報》刊登的《長郡學宮觀禮記》稱:“合戶之后,執事贊禮人等大搶其祭品。”[42]

 

其次是對孔子形象的“污名化”。在1924年7月25日和26日的長沙《大公報》中,連續刊登了《孔夫子的品行之觀察》一文。

 

該文以大量例子證明,孔子是一個好色、諂媚、慳吝、好走、衛生、酒囊飯袋、嗜殺的人。通過這些例子,作者無非是要把孔子搬下神龕,如其所言:“世人口口聲聲尊孔,以為他老先生是一個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但以我的眼光看起來,其實也與現代的人物差不多。”[43]

 

另外,對參與祭孔的人員也不無諷刺。長沙《大公報》記者在報道1922年春丁祭孔時,以《堂哉皇哉之祀孔典禮》為題,認為參與祭孔的教師與律師“一班所謂新人物者都有此絕大本領,孔老圣人門中又多幾許人才也”。[44]

 

不論是對祭孔目的性的質疑,還是對孔子形象本身的抨擊,報紙輿論對祭孔的神圣性之沖擊都是前所未有的。

 

報紙輿論沖擊的影響有多大很難評估,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輿論的出現逐漸導致祭孔的正當性不在。上述報紙中的言論,顯然與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孔子的批判有關。不過,真正危及祭孔的還不是報紙輿論,而是“國民革命”。

 

 

 

(北伐戰爭)

 

1926年,國民黨北伐在湖南取得勝利不久,即以“打破封建思想、建設民主政治”[45]的名義,先后將長沙孔廟祀產完全用于興辦教育,并停止春秋祭孔典禮。

 

國民黨黨部以興辦教育名義,首先將學宮祀產充作教育經費。長沙市黨部主張用作辦平民教育,“長沙市黨部第二次代表大會議決,將貴宮祀產,提作市教育局平民教育經費”。[46]

 

長沙縣黨部主張用作辦女子教育,“湘陰、瀏陽、醴陵、湘潭、湘鄉、寧鄉、益陽、攸縣、安化、茶陵,各縣縣黨部、教育局、女界聯合會并轉各團體均鑒:

 

長沙府學宮產業,前經敝部議決,作為開辦長郡女子教育經費在案,茲據該學宮董事會齊電所稱各節,尤有從速解決之必要,務希貴處一致主張,以謀女子教育之發展。”[47]

 

面對國民黨黨部的要求,我們并未見到長沙學宮董事會的任何反擊。不久,國民黨黨部提出了更加激進的要求。1927年2月底,國民黨長沙縣黨部致函長沙、善化學宮,要求停止祀孔。

 

其函云:“查學宮舉行春秋祭孔,系承專制時代、封建思想之遺意,蓋以孔子為君權擁護論者,故為專制君主所推崇,欲以此范圍人心,延長其帝王萬世之業。

 

現革命時期,亟應打破封建思想,建設民主政治,故代表封建政治之領袖,已無崇尊之必要,春秋祭孔事等滑稽。茲經本會第十四次執委常會議決,學宮祭孔,應即停止。案經公決,相應函達貴署,請煩查照轉緘長善兩學宮,即將祭孔停止為荷。

 

又長沙縣教職員第一代表大會議決,圣朝春秋兩祭,用費多金,實屬無益,應一律停止。當經公推代表龍君佩璋,許君金柏,盛君先茂,余君□五,前來阻止。案經公決,相應函達,即煩查照辦理為荷。此致長善兩學宮執事先生。”[48]

 

派員前來阻止,可見禁止祀孔的力度。湖南省黨部則提出各縣府縣學宮產業移交各縣教育局作教育經費,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對祭孔根本上的打擊。干城縣“提議準省黨部函請通令各縣將縣府學宮產業移交各縣教育局作教育經費一案”,“經第四十一次省務會議議決”,“各縣學宮及其產業概交縣教育局保□,除酌留祀產外,悉作教育經費”。[49]

 

這成為整個湖南包括長沙在內,由官方倡導祭孔變為官方限制祭孔的轉折點。在前文關于“學宮董事會”的討論中,我們發現祭孔順利進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廟產的存在,而廟產的沒收,無疑對祭孔是釜底抽薪。

 

到1928年2月,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頒發《廢除春秋祭孔典禮》,官方祭孔告一段落。

 

總而言之,民國初年長沙的祭孔典禮雖然隆重,但已經是困境重重。出于推行教化、整合社會的考慮,歷屆政府均比較重視祭孔,并在學宮董事會的堅持下繼續運作,甚至在新舊禮儀的爭執中,舊有的“三跪九叩首禮”一度獲得官方的默認。但由于戰事不斷,軍隊成為文廟的最大破壞者。

 

隨著學校教育的發展,文廟祀產也越來越多地成為辦學的資產,文廟獨立祭孔的能力越來越弱。這些都折射出文廟祭祀功能的減弱和地位的下降。

 

在現代報刊輿論的沖擊下,祭孔典禮的神圣性減弱,其合法性也不斷受到質疑。當1927年國民革命發生之時,國民黨以“打破封建思想,建設民主政治”強大的現代話語做政治動員,文廟祭孔就很難發聲了,停止祭孔也就順理成章。

 

注釋:

 

[1]劉采邦等修纂:《同治長沙縣志》卷13“秩祀一”,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214頁。

 

[2]趙文在等修纂:《嘉慶長沙縣志》卷17“政跡”,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2頁。

 

[3]較新的研究主要有:劉媛:《“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非儒反孔思潮研究回眸》,《文史哲》2003年第2期;林存光:《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孔子觀念的根本轉折》,《孔子研究》2004年第3期;

 

曾真宇:《“符號化的孔子”與“歷史的孔子”——以吳虞批孔為中心的討論》,《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宋淑玉:《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的孔教觀》,《孔子研究》2005年第5期;李新宇:《新文化運動為何“覆孔孟”——以陳獨秀為例》,《東岳論叢》2007年第1期。

 

湖南的研究也不例外,主要集中于尊孔復古思潮的研究,偶有旁涉祀孔活動。鄭焱教授從葉德輝等湖南守舊士紳尊孔讀經和船山學社弘揚傳統國學兩個方面,反映了民初湖南的尊孔復古思潮,但對其重要表現形式的祭孔活動述及較少。

 

羅玉明教授系統研究了湖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尊孔讀經活動,但其起點是1928年,對此前湖南的尊孔祀孔并未涉及。參見鄭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論》,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8頁;羅玉明:《湖湘文化與湖南的尊孔讀經(1927-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南京教育部內務部電》,《申報》1912年3月4日。

 

[5]湖南船山學社編:《船山學報》1915年9月,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頁。

 

[6]《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7]《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頁。

 

[8]《譚省長視祭圣廟》,長沙《大公報》1917年2月24日。

 

[9]《譚兼省長恭行祀孔》,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15日。

 

[10]《委員祀孔》,長沙《大公報》1919年10月21日。

 

[11]《趙省長本日親行祀孔》,長沙《大公報》1924年3月9日。

 

[12]《湖南省長公署訓令》,《湖南政報》1916年8月31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11-27。

 

[13]《頒發祀孔束帛》,長沙《大公報》1921年3月14日。

 

[14]《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頁。

 

[15]吳曉群:《儀式的史學解讀》,《經濟—社會史評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99頁。

 

[16]《祀孔典禮志盛》,長沙《大公報》1916年3月13日。

 

[17]《北京來電》,《湖南省政府政報》1916年9月,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11-14。

 

[18]《府縣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3年3月26日。

 

[19]《府縣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3年3月26日。

 

[20]《府縣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3年3月26日。

 

[21]《府縣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3年3月26日。

 

[22]《長邑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19年10月3日。

 

[23]《堂哉皇哉之祀孔典禮》,長沙《大公報》1922年3月1日。

 

[24]《府縣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3年3月26日。

 

[25]張紹春:《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新變化》,《倫理學研究》2012年第2期。

 

[26]《長沙學宮財產之近況》,長沙《大公報》1917年2月25日。

 

[27]《嗚呼,府學宮之祭品》,長沙《大公報》1918年5月24日。

 

[28]《長沙縣學宮停止誕祭》,長沙《大公報》1918年9月29日。

 

[29]《湖南省長公署咨總司令部文》,《湖南政報》1920年12月3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20-153。

 

[30]《湖南省長公署指令》,《湖南政報》1920年10月12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20-307。

 

[31]《省長保護圣廟之訓令》,長沙《大公報》1918年6月2日;《湖南省長公署咨總司令部文》,《湖南政報》1920年12月3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20。

 

[32]《孔廟祀產發生爭潮》,長沙《大公報》1921年7月26日。

 

[33]《請保存麓山孔廟祀產案》,長沙《大公報》1921年7月28日。

 

[34]《湖南省長公署委任令》,《湖南政報》1921年9月16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25-347。

 

[35]《湖南省長公署訓令》,《湖南政報》1921年9月16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825-350。

 

[36]《麓廟祀產清理之實行》,長沙《大公報》1921年10月20日。

 

[37]《岳麓官產斷歸工校管理》,長沙《大公報》1922年1月8日。

 

[38]《岳麓官產糾葛之結果》,長沙《大公報》1922年1月24日。

 

[39]《長沙學宮將改長沙師范》,長沙《大公報》1917年7月30日。

 

[40]《常德文廟附設圖書館》,長沙《大公報》1916年1月21日。

 

[41]《文廟與祭記》,長沙《大公報》1924年9月9日。

 

[42]《長郡學宮觀禮記》,長沙《大公報》1926年3月20日。

 

[43]參見尚絅:《孔夫子的品行之觀察》,長沙《大公報》1924年7月25日;尚絅:《孔夫子的品行之觀察(續)》,長沙《大公報》1924年7月26日。

 

[44]《堂哉皇哉之祀孔典禮》,長沙《大公報》1922年3月1日。

 

[45]《停止春秋祭孔典禮》,長沙《大公報》1927年2月26日。

 

[46]《處置長郡學宮祀產之兩電》,長沙《大公報》1927年1月13日。

 

[47]《處置長郡學宮祀產之兩電》,長沙《大公報》1927年1月13日。

 

[48]《停止春秋祭孔典禮》,長沙《大公報》1927年2月26日。

 

[49]《湖南民政、教育廳訓令第1800號》(1927年3月3日),湖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1-767-18,22-1-767-19。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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