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廣明】匿跡百年的一代大儒程智——寫在《程智集》出版之際

欄目:往圣先賢
發布時間:2019-08-27 00:32:22
標簽:《程智集》、程智

匿跡百年的一代大儒程智——寫在《程智集》出版之際

作者:趙廣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程智集》前言,(明)程智撰,趙廣明編,兩卷影印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三日壬辰

??????????耶穌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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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1602~1651),字子尚,又字極士,道號云莊,常被稱為云莊大易師,安徽休寧會里(今商山鎮洪里)人,南宋大儒程大昌(1123~1195)后人,程伊川17世孫。程智學宗孔孟、深悟易理、會通三教、人道獨辟、哲思精透,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受到從黃宗羲、全祖望到胡適、余英時等眾多名家的關注,但由于各種原因,其著述傳世極少,匿跡百年,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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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先生認為:“程云莊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最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思想家,過去三百年中,提到他名字的人非常多,卻大多未曾讀到過他的著作,故對他的思想風貌存在嚴重的誤解。”據現有資料看,這些誤解來自黃宗羲、全祖望以及焦循、俞樾、徐珂、孟森、饒宗頤、余英時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程智集》影印本的出版,將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使匿跡百年的一代大儒得以重見天日,將極大地助力人們對程智的了解和研究,并為明清哲學和宗教研究提供全新的資源和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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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東華語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立人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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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資料看,幾百年來對程智的誤解主要集中在程智與三一教以及大成教的關系上,現有資料并不支持宗教層面的直接關系,但思想與學理的關聯值得深入研究。程智學問,托于大易,貫通儒釋道三教,旨在重續圣人之道。三教之辨是他講論的一個重點話題,也是那個時代由來已久的一股思想洪流。程智有自己的三教觀,他認為:“‘三教同根,教異道同’,此說不然。”(《東華語錄》第六日正講)“惟圣人為能通天人之際也,蓋惟通天人之際,乃足稱圣人之道也。學問通,便可分可合,故三教不通,則三教為三。不通而言通,徒害其通。能通則三而一。”(《東華語錄》第七日正講問答)“天下之道,分則相害,混則兩亡,必能分而通之,乃能兩成其美,而可以安身,可以為人。”(《東華語錄》第八日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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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分則互害,混則俱亡。與其說是三教歸儒,不如說是要另尋個更為根本和切身的為人安身的根基,據以辨析三教之不同旨趣,并納三教于根基之中,分判其對于根基的不同意義。在這種分判中,儒之“生生”,較之佛之“無生”和道之“長生”,意義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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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問題上,明清之際,從王陽明到李贄、林兆恩,再到程智、方以智以至于周太谷,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宗教與哲學視域,關乎中國思想近代轉型的核心理路。這個理路,意味著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漢語傳統的自我反思、重塑和再造,其中充滿了掙扎、挫折和自我突破的可能。比如被儒家正統視為異端的李贄,有“三教歸儒”說,但這種三教所歸,并不是一般所謂儒,而是他心目中的圣學之道,是道與心,這道與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李贄是要把儒家、三教之傳統置于童心這個絕對的道體與心體之上。從表面上看,與王陽明以良知立教類似,但其內涵的革命性意義與旨趣卻大為不同。比較而言,程智看似比較正統,但他的旨趣實際上與李贄頗為近似,將三教之辨歸于儒之生生,與其說是要重續儒統,不如說是想通過給儒家一個新的根基,賦予儒學新的生命和可能,以創新再造他心目中的圣學道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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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明清之際的思想與精神嬗變,常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以孝悌親尊為本的傳統儒學,本來是一張皮,人生、世界、生命的一張皮,卻被儒生和權力搗鼓成了人生、世界、生命本身,本末不辨。皮固然重要,但生命本身更重要。揚棄儒皮,還人生世界之本然面目,煥發生命本然之精神力量,才是文明之道。李贄是要去儒皮,另起爐灶,具有明顯的顛覆性。程智則頗為復雜,外在看,他不滿道之為我、佛之平等,要恪守親親尊賢等列隆殺之儒皮,類似陽明的固守倫常秩序;骨子里卻是要循儒皮而入生命本身,使儒不止于皮,而是能含攝整個生命,本末兼顧,一體煥然,其思想探索的力度不輸卓吾。程智的學術特色和思想價值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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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可貴的,是程智思想觀念中所蘊含的現代意義,比如他對“學”、“知”、“物”、“我”等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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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認為程云莊亦信王學,歸之于陽明系統。從其著述看,實際上他對朱王都有繼承、有反思、有超越。《蒲亭語錄》是程智詳說《論語》的開篇,他自述與世之論學為志有五種不同,第一種不同即是“不言理學”,即不言程朱的主敬和陽明的良知。《蒲亭語錄》重點講說的是“學而時習之”,與朱王的相關文字對觀,可管窺他們對“學”的不同理解。朱子的說法是:“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朱子是個經驗的學法,學者效也,得有個外在的現成抓手和路徑可循,后覺效先覺。陽明不以為然,而是直指本心:“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陽明的為學路徑近于禪,具有先驗色彩,不滿于朱子的外求路徑,而直接訴諸本心良知。與其篤信圣人,不如反求諸己,“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陽明對于時儒俗儒的顛覆性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吾心良知,空前彰顯個己的心靈自由和主體意識,具有重大的思想史和精神史價值,由此開啟中國近代思想的曲折歷程。但陽明的革命性工作,根本上歸附于儒家倫常的桎梏而不求突破,良知之學本質上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儒門的還魂之學,心之良知依然安居在程朱們所衛護的儒家倫常絜矩皮囊之中,盡管其中不乏洪荒張力。這種張力在王學左派那里愈演愈烈,到了李贄,名教與心性、“人倫之至”與“未發之中”的廝殺已經不可收拾。程智在這個爭執中有自己的門路,表現為他對人倫之至與孩提之心之間張力的拿捏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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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云莊先生易學要語二集》(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立人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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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對“學”的理解是,“《論語》通冊,只有學字為旨”,“學為仁義禮之綱,仁義禮為學之目”。就仁義禮言,有不學,有學。不學者仁,仁乃天恩天賦,是人心人性之本然,不學而能;需學者義禮,義禮乃人合。故學乃本不學之仁以學義禮(《蒲亭語錄》)。程智所謂“仁”,與陽明的“良知”、羅近溪的“赤子之心”、李贄的“童心”接近,但含攝“心”“物”,不偏于主觀,且傾向于在天恩自然之仁與人合經驗之義禮之間貫通一體,進而賦予這種一體更深的根基,這表現在他歸仁于天的宇宙論-本體論思路。天者何謂?天者,命也,生也,生生即是天命(《易學要語》),吾心得之,為德,此德即仁;仁“為初交”,體現的是天的無限創化生機,是至上之德,孝悌及其世俗道德不過是標識“仁”德的一個發端、一個切身契機、一種發用而已,是德之經驗,是經驗之一件。孔門圣學的要津,不應止于從孝悌下行為世俗倫常,而是貴在從孝悌上行于仁、于天、于生生,“教人學以達天而已”(《蒲亭語錄》)。程智的這個理路,應該是對程朱合天地生物之心與人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為仁這一思想的發揮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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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天者何謂?達天之無限創化生機,達天地之交,達天地萬物之生滅變化,而天地萬物之變化,與吾心之知能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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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而天,由天而知,這是程智從《論語》中拈出的圣人之道。《論語》全書以“學”始,以“知”終,“知”命、“知”禮、“知”言、“知”人,意味深長。程智深得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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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學問徹始徹終,只一知字。知之透徹,而行自在其中,不用身行,而知自行于其中。(《蒲亭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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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云莊程先生大易參兩說》(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立人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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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所言之知,已經不止于一般意義上的知,甚至超越了陽明知行合一的語境,而至于本體論之知,某種“知識本體論”。“人物之生成,在天唯知”(《大易參兩說》),“知本于天”(《易學要語》二集),以知類天,凸顯的是知的主體性、主宰性、本體性、創造性,是主體與本體的貫通,這應該是對《易傳》“乾知大始”之“知”及朱熹相關詮釋的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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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對“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解釋是:“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這個‘知’有創造意義,它有這個力量,該革的革,該興的興,這個就是創造性。乾元主管天地萬物之間最高的始”。程智對知的創造性有更深刻的思考,在他看來,“人與天地同生,則知與天地同生”,這個知即“真知”。何謂真知?“真知亦有二,一曰天知,一曰人知”。天知,即天的無窮創化之生生,而“知天知之知是人知”(《大易參兩說》),故人知的根本,是將人的主體能知導向、會通天的無盡生機。對于程智,“知”是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主體之能與宇宙之能、心靈世界與外在世界會通的契機、通道和法門,借助其卓越的數理和邏輯思想,程智的“知”這個概念在兩個內在相關的根本維度上有助于確立起人的純粹主體性存在,這兩個維度即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于是由“真知”導出“真我”與“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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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交錯,物各自物,曰真物;我我相對,我不兼我,曰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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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天地以獨立曰真我,播萬物而不染曰真知。(《易學要語》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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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意味著我之與人的獨立,意味著我之與天地萬物的獨立,意味著個體絕對意義上的獨立自主,更進一層的意思是“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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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者,是以我為主也。蓋惟偏天偏地不足為主,故以我為主。(《大易參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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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我為主,天地始交、天地乃分、萬物乃賓、萬物乃類、知能歸真,“天地萬物,與我知我能,必以我為主也”。真我與我主,把自我之絕對性的自由刻畫得淋漓盡致,這種個體的自由,既不抽象,也不主觀任性,而是與真知一體,與對人、我、物的客觀把握本質關聯。這種“知”性自由的純粹性,與物的純粹性是一致的。真知以及由之而來的真我(可與莊子《大宗師》中的“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對觀),其本性乃是“播萬物而不染”,換言之,在真知和真我面前,萬物是自己存在、自己澄顯的,物是自在的。在《蒲亭語錄》中,關于茶碗何以為茶碗的辨析中,程智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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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個東西做主,心憑意,意憑知,知在物。人心無格,惟物有格。故大易之數本于地,圣學之門本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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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格物致知有了新解。陽明雖然也講“意之所在便是物”,但“物猶事也”,“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龍場之悟的要害,就是將格物化為正念,就是以吾心之良知徹底代替、消解物與自然世界的自在性,良知主宰的儒家道德由此徹底貫通、彌漫世界,儒家的道德至上主義與泛倫理主義由此得逞。這種道德主義的泛濫,以及對物與自然世界的忽視和消弭,使純粹的主體及其求真意志以及純粹客觀的知識傳統都難以形成,其歷史后果,是自由與自然的雙殺。在日本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對儒家的這種泛道德性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從福澤諭吉到島田虔次、丸山真男,都深切意識到,從儒家道德中拯救純粹的物和自然以及相應的純粹的思維方式和客觀知識的極端重要性,而且這種純粹客觀性還是現代正義社會的基礎,關乎儒教文化主導的傳統社會能否實現古今之變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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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知在物”、“惟物有格”的重要意義由此可知。在程智這里,惟真知,而有真我,而有我主;有我主,方有物主。我的自由與物的自在是一致的,純粹的知識、純粹的物、純粹的主體是“一個都不能少”的“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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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圣人為能通天人之際也,何以通?惟“知”能通。知者,真知。真知、真我、真物,一也,仁在其中。程智的“仁”,其對于人生、世界、生命的意義,已非傳統儒家的仁義道德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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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雖是粗略探討,但程智學術思想的重要價值已經躍然紙上。作為明清之際社會轉型期的思想家,程智不務舉業,一介布衣,結社講學,交友有限,游歷見聞有限,且年壽有限,但他逢亂世懷蒼生,志在圣學,思接千古,天賦深徹,在有限的時空之中綻放出巨大的思想創造力和精神活力,其學術涵蓋易學、道德、宗教、政治、邏輯學等許多領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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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云莊大易師河圖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立人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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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著述匿跡百年,胡適上世紀初曾多方尋覓而不得。讀王汎森先生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始知程智其人其思,殊感興味,遂多方搜求其著述及相關文字。這一工作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經過多方努力,我們順利獲得了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藏清立人堂刻本《程氏叢書》13種、南京圖書館清抄本《中庸旨說》(八千卷樓藏書)和《云莊大易師蒲亭語錄》(汪文柏摛藻堂藏書)2冊以及浙江圖書館清抄本《云莊程先生易學要語》(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6種1冊的出版授權,于是有《程智集》影印本的面世。匿跡百年的一代大哲,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里“瞬間”復活,是天意,更是人和,對提供幫助的各位友好和機構一并表示深深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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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程氏叢書》中的《守白論》,實為《公孫龍子》,并非程智所著《守白論》。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有“書程云莊語鈔后”,專門提到程智的《守白論》,認為“其言以公孫龍子為宗,而著定為十六目”,“公孫龍子之學,絕于世亦久矣,云莊蓋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全祖望記錄下了《守白論》中的“十六目”及其“宗旨”共約四百字,這成為今天《守白論》僅有的傳世文字,這些文字引起了當今中國邏輯史研究界的極大興趣,給予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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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集》裒輯迄今所發現的全部程智著述,是百年來首次完整公開出版,意義重大。諸版本之間雖有部分重復,但為了完好呈現四種珍貴版本的原貌,我們決定將三家館藏本全部影印刊出,包括誤刻的《守白論》。《程氏叢書》中的《中庸旨說》原刊部分頁碼順序有誤,做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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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的不少重要著作尚未尋獲,如《二三篇》《大易宗旨》《大衍極數》《大學定序》《大學詳說》《守白論》《易數定序》《蓍法定序》《三疑六感說》《準神論》《名實論》《中庸解》等。希望《程智集》影印本的出版,在助力程智及明清學術思想研究的同時,能夠激發尚在隱跡中的程智著述早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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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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