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錢遜,被時代選擇的人生

欄目:當代儒林
發布時間:2019-08-22 16:21:30
標簽:錢遜

錢遜,被時代選擇的人生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2014年第29期
作者:《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盧楚函



錢遜,1933年生,籍貫江蘇無錫。國學大師錢穆之子,清華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著有《論語淺解》《先秦儒學》《<論語>講義》等書。


10月末的北京,已然深秋氣象。北三環邊上一幢寫字樓里,一間約20平方米的屋子,一圈桌子,一位身著唐裝的銀發老者,十幾個年輕人,相與圍坐。年輕人輪流誦讀《論語》各章節,然后自由討論,最后由那位慈顏悅色、靜靜聆聽的老者答疑解惑,延伸闡釋。此情此景,不免讓人有置身舊時私塾的感覺。

這樣的“私塾”每周四晚準時進行,已持續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華大學教授錢遜。他還有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國學大師錢穆之子。

錢遜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他樂于參加這類活動,并用當天課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釋說,人可以弘揚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揚的;但反過來,人講道和弘揚道,最終目的并非是為了弘揚、抬高你個人。“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個弘揚道的人,而非靠它來博取名利。”錢遜嚴肅地說。

讀《論語》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

不可否認,錢遜對儒學的喜愛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記憶中模糊不清的父親的影響。

時間回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定居臺灣的錢穆,曾在自家客廳為一眾學子開班授課十余載,成就一段學林佳話。

錢遜1999年由清華退休后,同父親一樣孜孜于推廣國學,于《論語》用力最勤。在錢遜眼中,《論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現在經常講的民族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儒學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價值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說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質,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這些精神、思想的源頭都在《論語》。”

錢穆生前曾致信剛考上北京大學的孫女錢婉約,指導其讀《論語》,稱該書“涵義甚深,該反求諸己,配合當前所處的世界,逐一思考,則更可深得。重要當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終身受用無窮。”錢遜的觀點與其父暗合。他告訴記者:“學《論語》,中心目的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其實,一種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遇到問題,人們會重新回到源頭發掘一些因素來解決繼續發展的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復興。現在大家感覺到的社會道德滑坡、功利主義等,部分原因就是我們對經典的學習中斷了太長時間,而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從讀《論語》入手,從義、群、和、禮、恥五個核心價值來學做人。”

錢遜把自己對《論語》的研究寫成《論語淺解》一書。錢穆則在上世紀60年代著有《論語新解》。記者問起兩書異同,錢遜連連擺手,“哪能跟父親比。他的書是積大半生學術功力寫就的;而《淺解》是我剛轉到國學時所寫,現在還在做很多修訂。”

其實,錢遜在《論語》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錢穆還是有一些新的闡發。比如“巧言令色,鮮矣仁”,錢穆認為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務求巧言令色以悅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鮮矣仁’。”錢遜則認為,“孔子這是從否定的方面來說明什么是仁。孔子反對花言巧語,說的多做的少,主張言行一致。”兩人雖都認同“巧言令色,鮮矣仁”,但錢遜卻將之拓開,聯系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對錢穆理解的延伸和發展。

與父親錢穆一別三十一載

對于父親錢穆,錢遜在采訪中極少主動提及。即使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刻意問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干脆沉默以對。這其實并非回避問題,而正是因為坦誠——他跟父親相處的時日的確太少了。

錢遜1933年出生于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錢拙、錢行,下有妹妹錢易、錢輝。當時,錢穆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處任教,潛心學術的他難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時間照顧到他們兄妹。家中一切事務,均由母親張一貫料理。

張一貫出身蘇州一富裕家庭,畢業于蘇州女子師范學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歲的她嫁給了剛剛遭遇子喪妻歿、時年34歲的錢穆,從此頑強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大等校內遷,錢穆只身隨校南下,輾轉至云南在西南聯大任教。張一貫則攜子女仍留北平,本來準備稍后再伺機西行,與錢穆會合。未料戰事不斷擴大,終于未能如愿。1939年,她帶著子女,退回故鄉蘇州。

抗戰勝利后,錢穆回到家鄉無錫,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終與妻兒團聚。錢遜回憶說,錢穆大半時間總在書房里看書寫作,接待客人。對于陌生的父親,子女們更多的是一種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須經過父親書房。我總要小心翼翼,因為父親書房外走廊上鋪地的方磚,因時間悠久,有些松動,踩上去就會發出響聲。我怕給父親知道了不讓玩,而要我回房讀書。”

在錢遜為數不多的關于父親的記憶中,還有件事比較特別,父子的漸行漸遠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筆。“當時,南京有個蘇聯大使館文化處,你只要寫封信,文化處就會免費送書。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結果給我寄回兩本《列寧文選》。父親看到,就把我叫到書房里,說你不要看這些書,然后拿了一本《曾國藩家書》,說你應該看看這個。這時,我已經覺得在思想上和父親產生了距離。”

疏于和子女溝通的錢穆不知,錢氏兄弟三人此時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參加學生運動。錢遜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下組織,走上了革命道路。

錢遜的母親非常開明,非但沒有阻攔兒子參加學生運動,反而會盡量給予保護。“臨解放前,我們的一個同學被國民黨抓走了,大家都很緊張。母親就給我們找了個地方,還給幾塊大洋讓我們躲了幾天。”

1949年,中華大地醞釀著重大變化,這一年,對錢穆父子來說,有著特殊的意味。錢穆只身南下,至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后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學),從此開始孤懸海外的后半生。16歲的錢遜則從蘇州中學畢業,考入清華,北上求學。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這一別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錢遜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與85歲高齡的父親錢穆短暫相聚。

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并非對立

1952年,錢遜在清華歷史系大三結束時,由于院系調整,被分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的馬列主義研究班。一年后,他從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回清華大學教書。

“很長一段時間,我所從事的馬列教學是和父親學術相對立的,所以海外有這樣的說法:錢先生在大陸有一個孩子和他唱對臺戲。”錢遜輕描淡寫地講述這段經歷。“教馬列和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直到現在這個信仰也沒有改變。我1949年入團,1952年入黨。上級在抽調學生時都是選擇在政治上積極上進的,所以把我調去學這個,教這個。”

其實在1949年,錢穆曾從香港來信,希望孩子們到海外學習。兄弟3人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社論,文中寫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他們受這篇社論影響,認為父親逃至香港是不愛國行為,革命青年豈能走這條路?于是回信斷然拒絕了父親,還附上那篇剪報。

記者問錢遜,今日回過頭,如何再看當初這個選擇。他平靜地說:“當時,我們兄弟幾個已經走上了革命這條路;而且對父親的學術沒有真正的了解,其實自己很難做出獨立的判斷。”

錢遜在馬列主義講臺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人們才開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1982年,清華大學建立文史教研組,錢遜被調去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而那時他也已年近50。每每談及此,錢遜都會說:“在這個領域,我屬于后進者。”

在錢遜看來,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的問題。“100多年來,對中西文化關系有過頗多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我們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在幾千年傳統文化基礎上往前走,還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文化其實就像一棵大樹,可能會遭遇災害需要治療,可能營養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這棵樹砍了再換另外一棵樹,它總要在自己的根上發展。臺灣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樹,第一代樹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長出了第二代,后來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長出第三代,不管如何,這棵樹始終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長。文化的發展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總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說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發展。”

從馬列到國學的轉變看似突然,但錢遜認為并非如此。“我30年學馬列、教馬列,又回到傳統文化上,是不是就拋棄馬克思主義了?其實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并非對立,應該把二者相結合。所以我對我一生這兩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這也正是其父錢穆一生所秉持的大歷史觀,“不肆意地割裂歷史、拋棄傳統,對待自己的歷史懷有溫情與敬意。”

在錢遜2012年出版的《〈論語〉講義》中,他將人類面對的問題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認識和改造自然,二是認識和改造社會,三是認識人生和安身立命。“馬克思主義主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儒學主要回答第三個問題,這樣二者就形成了互補的功能。”

走過80多年風雨人生,不難看出,錢遜的每一次選擇,都帶有時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親錢穆一樣,一生都在尋覓解決社會問題的良藥。不同的是,錢穆堅定地在歷史和學術中獨立探求;而錢遜則緊跟著國家的步伐,謹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時代決定的,你永遠跳不出時代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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