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檣】民間儒學開展的一種新嘗試 ——公益品牌項目“孔子學堂”推廣建設評介

欄目:民間儒行
發布時間:2019-07-20 01:15:55
標簽:中國孔子基金會、儒學、孔子學堂、民間儒學

民間儒學開展的一種新嘗試

——公益品牌項目“孔子學堂”推廣建設評介

作者:常檣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

           原載《中國文化論衡》2018年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八日戊午

          耶穌2019年7月20日

 

摘要:截止到2018年6月,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創辦的公益品牌項目——“孔子學堂”,經過近五年的發展,在海內外已創辦1800余家。該項目通過面向基層、面向民眾普及傳播以孔子文化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探索傳統文化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受到社會普遍關注。該項目對促進新時代民間儒學的創新發展、推動官方儒學與精英儒學向民間儒學的轉化,做出了有益嘗試。總結“孔子學堂”推廣建設情況,將有利于民間儒學的進一步開展,也將為深入發掘儒學的時代價值與意義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儒學;民間儒學;孔子學堂;中國孔子基金會

 

作者:常檣,本名常強。就職于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曾子研究會理事、中國孔子基金會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委員、團中央“青年之聲”國學教育聯盟秘書。出版書作有《孔子百問》《孔子學堂微訪談》《問道三人行》。研究方向為儒學傳承發展與普及應用。

 


澳門教業中學孔子學堂授牌儀式


2014年年初,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曲阜講話精神,中國孔子基金會順應民間儒學發展的新趨向、新動態,推出了公益文化品牌項目——“孔子學堂”,以此作為“深耕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項重要舉措。當年1月29日,首家“孔子學堂”落戶在濟南市中區舜耕街道舜華社區。在近五年的時間里,以“孔子學堂”為主要平臺和抓手,中國孔子基金會立足山東,面向全國,放眼世界,致力于以孔子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民間儒學的開展作出了新的嘗試,提供了一條新的實踐路徑。在2017年6月召開的山東省第十一黨代會上,推動“孔子學堂”建設被寫入會議報告。[1]同年,山東省委辦公廳、山東省政府辦公廳發布《山東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作方案》,其中提到發揮“孔子學堂”的引領作用,推進優秀傳統文化進鄉村、進社區。[2]

 

截止到2018年6月底,海內外共創辦“孔子學堂”近1800家。自“孔子學堂”品牌推出以來,筆者作為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和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工作人員,參與了該品牌的推廣建設活動,對該品牌具體運作情況相對比較了解。筆者認為,從學術的角度,全面、客觀、理性地總結回顧這五年來“孔子學堂”推廣建設實踐,將從一個側面窺視新時代儒學的大眾化、生活化、實踐化之開展情況,并為新時代儒學的傳承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3]

 

一、新時代儒學發展的新走向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畫卷的亮麗展開,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歷史底蘊與積極時代價值越來越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民族復興的重要歷史資源和精神支撐之時代定位,日漸清晰明朗。傳統有“大傳統”和“小傳統”之分,“大傳統”主要是由儒釋道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規范所架構起來的秩序體系、價值體系乃至信仰體系,關乎精神世界;“小傳統”則為具體物化的文化形態,包括琴棋書畫詩酒茶等,關乎日常生活。若論中國兩千年傳統文化之“綱”、之“大傳統”的核心或主干,則為儒家思想。“應當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儒學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道德規范。”在理論上確認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以儒家為代表,既是中國歷史的事實,也是中國歷史的經驗。以孔子為最高代表的儒學,始終為中華民族提供著普遍性的道德價值和理想,而“普遍性的道德價值和理想必須永遠被置于聲言的首位,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理想,也是人性的內在要求。”[4]

 

當歷史演進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儒學已生發出許多新的理論形態和實踐形式,這些都有利于儒學的傳承發展。今日來看,儒學儼然已分為官方儒學、精英儒學、民間儒學三種形態。[5]但儒學的生命活力與偉力,就本質而言,深藏于民間大眾之中,呈現于人倫日常之際,因此將經生文士之學轉換為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之學的民間儒學,在更大意義上承擔著儒學復興、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民族復興神圣使命。未來儒學發展必須要開出儒學的民間形態。[6]

 

“民間儒學即儒學的民間形態。它既是傳統民間儒學的延續,又是新的歷史時期應對人類問題對儒學的新發展。扎根于民間社會,切合于民眾生活,貫穿于民眾的倫理實踐過程是民間儒學本色,大眾化、草根化、世俗化、生活化、實踐化是民間儒學最基本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儒學也可稱為大眾儒學、草根儒學、世俗儒學、生活儒學、實踐儒學。”[7]據此我們可以說,但凡扎根民間與基層,向普通百姓傳播儒學,引導百姓親近儒學、實踐儒學、傳承儒學,并將儒學與生活、工作結合在一起的說法和做法,即為民間儒學。著名學者顏炳罡認為,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真正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精神,不分賢愚貴賤,向民眾傳播儒學的人是以明代思想家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回歸泰州學派,實現儒學的大眾化、平民化,是儒學發展之急務。”[8]

 

王艮可謂是傳統中國民間儒學的最典型代表,但若論及民間儒學之鼻祖,還當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最早打破學在官府的教育限制,開創私學并培養了一個跨越國別(此國為諸侯國之意)與等級的知識精英團隊,在軸心時代為百家爭鳴奠定了最初基礎,也為“學在民間,道在山林”的儒學傳承傳統做出了最好的安排。孔子不止開創了民間儒學,他更為民間教育、平民教育之開山祖。在今日世界,孔子走向國際的第一角色或許并非“思想家”,因為各大古老的文明形態都不乏自己的思想巨擘,我們更應當給孔子以“教育家”之定位,其教育功業可能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直到今天,在孔子龐大而系統的思想理論框架中,最少有爭議之領域,便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民間儒學的開展路徑,不論具體形態為何,都在有意無意朝著復興杏壇氣象之方向前行。

 

如果心向鄒魯,就該師法泰州。在今天,顏炳罡、趙法生等學者以泰州學派為榜樣,紛紛走出書齋,扎根孔孟之鄉從事鄉村儒學活動,即為民間儒學的一種重要現象。有些企業家自覺以儒家修為要求自己,并依托儒家倫理規范治理企業、誠信經營,將自己打造成儒商,將企業打造成儒企,有學者如黎紅雷等還將儒學在企業中的創新發展做了總結提煉,已開辟出企業儒學這一新域。企業儒學亦為民間儒學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在活動上,其他如山西朔州的中華文化傳承十百千萬示范工程、江蘇南通的知止堂義學、王財貴讀經活動,以及各地舉辦的國學讀書會、民間書院等,都屬于民間儒學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傳播推廣上,廣大民間國學愛好者、研修者、踐行者紛紛依托互聯網等新式交互平臺和媒介,線上線下相互融通,創造出空前的儒學傳播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徑。凡此等等。民間儒學伴著所謂“國學熱”、“儒學熱”,在中國已呈現出百花齊放、百花爭艷之盛景。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五年來,民間儒學空前的蓬勃發展與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習近平多次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重要場合宣介黨中央的傳統文化態度,這為孔子文化、儒學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創造轉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政治保障。如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四個講清楚”,歸結起來就是要把中國傳統文化講清楚;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視察曲阜并發表講話,面向全黨、全國人民強調了一個“德”字;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體學習時,提出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即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被一些學者稱作“新六德”;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會上,再次發表重要講話,面向全世界宣揚了一個“和”字。

 

由此,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的率先垂范下,各級機關黨政干部也迅速掀起了“領導干部學國學”的熱潮;同時,各高校、研究機構、社會組織的專家學者也紛紛著書立說,圍繞儒學與新時代、儒學與全球化、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儒學與中國共產黨等切中時局之話題展開深入闡釋討論。官方儒學、精英儒學,這些文化現象與民間儒學交相輝映,美美與共,譜寫出新時代儒學繁榮發展之新篇章。

 


大慶市舉辦孔子學堂集體授牌儀式


二、中國孔子基金會工作概述及“孔子學堂”的創辦

 

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于1984年9月22日(農歷八月二十七日)的山東曲阜,是日為孔子誕辰2535周年故里游開幕式活動。該會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大陸成立最早的國學類全國性社會組織,其成立得到了中共中央批準。基金會首任名譽會長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首任會長為著名學者、時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基金會成立三十四年以來,其會址先后經歷了曲阜、北京、濟南三地[9];基金會在國家民政部登記注冊,由國家文化和旅游部為主管部門;基金會設有最高決策機構——理事會,理事會由儒學專家、知名企業家等組成;還設有日常辦事機構——秘書處,秘書處由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委托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代管,為參公管理的山東省省直機關。

 

在上世紀末期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由于經歷了文革等社會政治運動,民間反傳統思潮尚還比較強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思路為社會主流聲音,這使得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遠不如今日之高。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孔子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便在中國儒學界,乃至整個哲社領域內,義不容辭地率先扛起了為孔子正名、為儒學正位、為優秀傳統文化撐腰的歷史大旗,主辦或承辦了大量的學術研討會議。“它組織、引領孔子、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孔子研究、整理、宣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軟實力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在海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10]自成立之初始,名譽會長和會長一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為著名學者,二位領導為孔子基金會早期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們的特殊身份及工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孔子基金會在官方儒學、精英儒學之發展興盛上,勢必會扮演重要角色。

 

雖然,自孔子基金會成立,其定位就是通過募集資金、組織推動孔子文化及傳統文化研究、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文化學術基金組織,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谷牧就高瞻遠矚地提出孔子基金會要做好向民間大眾普及傳統文化的工作。1992年4月,中國孔子基金會會長擴大會議在曲阜召開。會上,谷牧明確指出:“對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十分重要。但我們孔子基金會不能只停留在純學術研究上,而應該把這種研究與民風民俗、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各種通俗易懂的有效形式,對廣大群眾尤其是廣大青少年,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教育,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11]兩年后,在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再次提出:“應當是(學術)提高和普及相結合,必須要走出純學術研究的書齋,把學術研究與建設精神文明,養成高尚的、優良的民風民俗,解決社會前進中的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12]這其實就明確表達了開展民間儒學的想法。

 

進入21世紀的現代社會無疑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類“智性”得到開發與張大,或者說正值“工具理性”如日中天,但這絕不意味著要拋棄“德性”或“價值理性”,若真是這樣,人類便會徹底淪陷為物欲的奴隸。因此在一個社會趨于整體和諧、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時代里,必然會走上德智并重、禮法合治的道路。古往今來,在中國這個特別需要“大一統”之社會格局的國度里,一直存在著政治倒逼學術、文化規范權力的傳統。這往往使得政治與文化相得益彰。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種互動再次“集大成”式地呈現出來,因時而變,隨勢而為,谷牧昔日所倡導的“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教育”終于開始邁出實質性步伐。

 

2013年11月習近平視察山東曲阜,并于在孔子研究院舉辦的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此后,儒學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第二年,恰逢孔子基金會迎來而立之年,借此機會,孔子基金會在前期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正式向外界宣布,除了延續以往重視學術研究與闡發之好傳統以外,還將在普及傳播與應用、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展現新作為。在孔子基金會成立30周年大會上,時任理事長王大千在工作報告中說:要“借助現代傳播手段和高新技術,加強儒學普及傳播與應用,實現傳統文化生活化、社會化、年輕化、現代化、國際化,建設道德高地,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養和踐行。”并提出要把“孔子學堂”開設進農村、社區、企業、大學,讓傳統文化接地氣、活起來。[13]由此,孔子基金會開始嘗試以推廣建設“孔子學堂”形式來實踐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在普通百姓中的普及傳播與落地應用,為民間儒學增添了新的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14]

 

乘著新時代的發展大勢,孔子基金會也逐漸確立起“引領儒學傳承發展,深耕民族精神家園”的工作總方針。“引領儒學傳承發展”關乎儒學之“極高明”層面,有賴官方儒學、精英儒學的推進與展開,“深耕民族精神家園”則涉及儒學之“道中庸”層面,全靠民間儒學的新嘗試與新探索。

 

自2007年開始,孔子基金會嘗試著在社區、企業、酒店、銀行等行業和地區推廣儒家經典《論語》。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時任孔子基金會副秘書長王大千赴北京拜訪學術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此舉受到季老肯定,季老囑托要特別注重《論語》在老百姓中的普及應用,并題寫了“論語普及工程”幾個字。經過五年左右時間,全國許多單位或場所如成都西貴堂、濟南公交總公司、山東省省立醫院、武漢童學館等,都掛牌了“論語普及工程示范基地”,有效推動了孔子文化在民間的跨行業傳播。

 

與此同時,孔子基金會還在中小學推出了另一公益品牌——“孔子文化主題學校”,山東濟南第十三中學、山東淄博周村區實驗中學、浙江玉環縣實驗學校、陜西華縣高塘鎮初級中學等學校曾獲此榮譽。這些公益品牌的推出,對于整合民間國學資源、提升行業人文素養、改善社會道德風氣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通過運作這些品牌,孔子基金會見證了民間對孔子文化乃至對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熱切期盼和創新精神,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作為國字頭社會組織的孔子基金會深入開展民間儒學,以此來深耕民族精神家園的信心和決心。

 

濟南市中區舜耕街道舜華社區位于千佛山風景區以南,由千佛山山系余脈環抱。該社區居民主要由山東省省直機關及濟南相關機關單位職工組成,居民整體文化素質和教育程度相對偏高。加之大舜文化的長期熏陶浸染,該社區在家風家教建設、和諧鄰里關系建構等方面具有較好基礎,適宜打造都市中的君子之居、道德高地。為了落實習近平曲阜講話精神,推動孔子文化乃至中華文化在民間的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在習近平視察曲阜兩個月后,孔子基金會在舜華社區創辦首家“孔子學堂”,正式拉開這個公益文化品牌的推廣建設之序幕。此后,為方便統一調度管理,“論語普及工程示范基地”、“孔子文化主題學校”等品牌逐漸整合為“孔子學堂”。

 


子學堂落戶摩拜公司


三、“孔子學堂”推廣建設實踐概覽

 

近五年來,中國孔子基金會上靠孔老夫子,下靠老百姓,以習近平關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講話精神為指導,團結社會各界志同道合者,為“孔子學堂”推廣建設用功頗勤,獻策良多。該品牌項目之所以在短短幾年內發展到近兩千家的數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節節攀升,民間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美譽度也不斷提升,可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15]。這也體現了儒學與當代社會的雙向互動。關于“儒學與當代社會的雙向互動”,顏炳罡曾指出:“一方面,我們需要站在當代社會的角度審視儒學,一方面也要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審視當代社會。在儒學與當代社會的相互對視中,一方面促進儒學的創造性更化,另一方面促進當代社會的健全發展,使二者相得益彰。”[16]從孔子基金會與民間社會的雙向互動來看,一方面,孔子基金會在當下國學類社會組織繁多的情形下,需要順應時代大勢,借助原有組織經驗和社會號召力,發揮體制保障優勢,推動官方儒學、精英儒學向民間儒學的轉化,加強對民間儒學的引領,促進傳統文化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民間社會各行各業都有著強烈的道德提升需求和社會認同需求,乃至影響力擴大需求,依托孔子基金會的文化平臺和學術資源,恰可找到其發展上的方向性和組織上的歸屬性。

 

(一)運作方式與組織保障

 

在“孔子學堂”創辦之初,學堂數量增長主要依托相關人脈的口耳相傳;該品牌在社會上形成一定影響力之后,地方或行業主動申報便成為學堂數量不斷增長的主要形式。中國孔子基金會在官網——中國孔子網上開辟有“孔子學堂”版塊,其中設計了“學堂申請”、“學堂資訊”、“學堂品牌”、“學堂范本”等內容,便于申報單位的了解和申報。[17]通常情況下,各地各單位申辦學堂的最重要條件,便是擁有黨組織,如此方可保證其運作的政治方向性和公益自主性,有利于規避傳播歪理邪說、謀取個人私利的潛在風險。“孔子學堂”一般申報及掛牌流程為:1、申辦單位在中國孔子網下載申請表,填寫單位及負責人基本信息、既往文化活動、學堂可行性方案等,加蓋公章(包括黨組織公章),并將申辦表發至審批郵箱;2、“孔子學堂”工作人員不定期進行審核,并采取電話溝通或實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基本情況,符合條件即通過審批,工作人員每月在中國孔子網統一公布階段性審批結果;3、工作人員郵寄由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公益贊助的學堂牌匾和中堂掛圖,并溝通掛牌事宜。

 

為方便對“孔子學堂”的管理與服務,孔子基金會專門成立了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由孔子基金會秘書處一位副廳級的副秘書長、黨組成員擔任主任,其成員包括秘書處辦公室、普及傳播部、交流合作部等各處級部室的相關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各界熱心“孔子學堂”推廣建設事業的公益人士等。其中,普及傳播部主要負責國內“孔子學堂”的審批、管理、監督、指導;交流合作部主要負責國外“孔子學堂”的審批、管理、監督、指導。

 

社會組織,只有本著五湖四海的態度,善于組織社會,團結各方,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造福民眾;只有秉持時不我待、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承前啟后、返本開新的傳承態度和推陳出新、創造轉化的創新意識,勇于破除僵化思維和官僚做派,不斷提升服務水平,改善服務質量,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孔子學堂”的開辦,單靠孔子基金會秘書處機關工作人員的一腔熱血、干事情懷、體制保障等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團結組織更廣泛的社會力量,跨界整合政、商、學、民等各方面資源,方能做出一番有益嘗試,成就一番新事業。因此,中國孔子基金會和中國孔子基金會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始終以開放姿態、包容胸懷、服務意識、謙遜態度,廣泛吸納社會各界公益人士。

 

今日,一大批具有文化情懷和社會擔當的文化學者,除了學術研究,主動走出書齋,走出象牙塔,開始積極關注、推動民間儒學活動的開展,這為儒學在新時代的創新轉化開辟了新的實現路徑。為保證“孔子學堂”的健康發展,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聘任了部分學者或學者型官員來擔任“特聘專家”,山東財經大學教授王蔚、原山東財政學院宣傳部長楊長江、《農業知識》原社長楊理健、南開大學教授齊善鴻、山東省國防科工辦副主任王楗夫、濟南市委黨校副書記扈書乘等獲聘此職;在大型孔子學堂交流研討會上,也曾邀請儒學名家吳光、顏炳罡、黃玉順、涂可國等圍繞民間儒學的深入開展舉辦專題講座。同時,為提升“孔子學堂”的公益文化形象,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還曾聘任一批文藝人士擔任“文化大使”,組織他們依托“孔子學堂”這個平臺,以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和接地氣的方式普及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表演藝術家薛中銳、演講家徐國靜、青年歌手皓天、浙江大學研究員于鐘華、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蒙曼、作家董愛昕、殘疾人藝術家劉曉清、山東書協會副主席于明詮、剪紙藝術家盧雪、民樂演奏家方錦龍等獲聘此職。知識精英和社會名流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孔子學堂”的品牌含金量與社會美譽度。

 

在經辦“孔子學堂”過程中,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積極配合學堂推廣并主動承擔該地區該行業學堂指導建設的工作。如沈陽市孔學會主動承擔起學堂在該省的推廣建設,截止到2018年6月底,已創辦學堂140余家,依托該會,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支持該省自發組織成立了遼寧省孔子學堂推廣指導委員會。如內蒙古自治區關工委普法辦主動承擔起學堂在該區的推廣建設,截止到2018年6月底,已創辦學堂近210家,依托該機構,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支持該區自發組織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孔子學堂推廣指導委員會。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還在廣州、中山、大慶、嘉興、濰坊、淄博、東營、萊蕪、青島等市,依托當地社團組織或文化機構,支持成立起孔子學堂推廣指導委員會。除區域性推廣指導機構以外,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還根據具體運作情況,依托曲阜市教體局國學辦,支持自發成立了全國中小學孔子學堂聯席會;依托山東省醫師協會和山東省千佛山醫院,支持自發成立了孔子學堂醫院聯盟。

 

(二)辦堂理念

 

“孔子學堂”以“寫好字、讀好書、做好人”為堂訓,在許多與學堂相關的文化產品上,都印有這九個字,一些書法家還曾專門書寫堂訓并送給“孔子學堂”創辦單位。當初確立這個堂訓,主要基于這樣的考慮:“寫好字”主要倡導百姓寫好中國字,這是體驗中華文化門檻較低的一種方式,且提升空間很大;“讀好書”主要倡導百姓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及其他中國文化典籍;“做好人”主要引導百姓人人都做謙謙君子,涵養堂正之氣。對于這個堂訓,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仍有商榷的必要,言說不無道理,這個堂訓也值得進一步征求專家學者及學堂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具體到每家學堂的運營發展,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提出四點活動總思路:線上線下、教學相長、多元開放、教學相長。為方面各學堂開展活動,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還總結出適宜傳播與操作的“孔子學堂三字訣”:學書法、誦經典、興禮樂、祭先賢、辦節慶、倡民俗、評先進、樹榜樣、傳家風、立信仰。這些觀點已得到各地各行業學堂人的普遍接受。同時,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提出了學堂健康發展所必須堅持的幾點原則:

 

一是明確政治導向性。要求各家學堂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活動需與黨中央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政策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宗教色彩,保證以宣講、體驗孔子文化為職志。

 

二是保證社會公益性。要求各家學堂依托本地本單位文化資源,面向社會大眾,公益性組織開展活動,不得以“中國孔子基金會”或“孔子學堂”名義開展任何盈利性活動。

 

三是堅持自主自發性。由于人、財、物的局限,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將自身主要工作界定為對學堂進行政策引導和制度監管,主要保證方向性和公益性,并不定期舉辦全國范圍的交流研討活動,其他具體活動參與并不算多;且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只向每家學堂提供統一的牌匾和中堂掛圖(包括孔子行教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書法作品等),學堂其他硬件投入全部由申辦單位自行承擔;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曾向部分學堂公益捐贈過國學聽讀機,受到歡迎。

 

四是有機融合公益與生意。鼓勵各地學堂做好公益與生意的相互融合、相互借力、相互支持,以公益促進生意,以生意保障公益。

 

(三)特色活動

 

“孔子學堂”的特色活動,可大體分為兩類:一為由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策劃組織;一為各學堂或各推廣指導機構自主自發,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配合實施。篇幅所限,本文僅就前者做一簡單介紹。主要有以下幾項:

 

全國孔子學堂培訓交流會。“孔子學堂”的主要社會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掘民間儒學愛好者、研習者、踐行者,以此為平臺,整合這批人,從而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同道同修同進步;二是發揮國字頭社會組織的社會引領作用,在全國范圍內引導民間儒學與官方儒學、精英儒學的無縫對接。近五年來,曾舉辦的此類活動有:2015年7月,在北京銀行濟南分行舉辦了“孔子學堂”品牌發布暨百堂建設研討會;2016年3月,在濟南石島山莊舉辦了孔子學堂推廣研討會;2016年9月,在位于曲阜的孔子研究院舉辦了“孔子學堂”國學教育百校交流會;2016年11月,在濟南石島山莊舉辦了全國孔子學堂研討會;2017年6月,在浙江嘉興舉辦了全國孔子學堂培訓工作暨“青年之聲﹒青春漢字節”第一站走進嘉興學院活動;2017年8月,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舉辦了全國孔子學堂培訓暨經驗交流活動。每次培訓交流會,一般都會安排國家政策解讀、儒學講座、典型學堂代表發言、當地特色學堂觀摩、國學節目展演等環節,內容緊湊、豐富,受到各地學堂人的普遍歡迎。

 

孔子學堂年會。年會是總結過去一年工作、展望未來一年發展的重要集會活動。到目前為止,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分別于2016年1月、2017年1月、2018年1月組織實施了三屆孔子學堂年會活動。在每年年會上,都曾頒布“優秀學堂獎”、“優秀人物獎”、“品牌創意獎”等獎項。在第三屆孔子學堂年會上,還根據以往優秀學堂和優秀人物,推出了“孔子文化主題社區”、“孔子文化主題鄉村”、“孔子文化主題學校”、“孔子學堂年度人物”等獎項,并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示范區”稱號授予目前為止創辦“孔子學堂”最多的縣(市)——山東滕州。

 

孔子學堂公開課。為增強學堂人對孔子文化及中華傳統美德的親近感和認同感,提升道德自覺與文化自信,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曾以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方式舉辦了大型公開課,線下邀請部分學堂代表親臨下場聽課,線上通過中國孔子網融媒體直播或錄播。如,2015年8月,邀請臺灣儒學專家、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與修復專家唐瑜凌做主講嘉賓,在山東大廈舉辦了為期兩天的《論語》公開課;2016年6月,邀請臺灣國學名家曾仕強走上“孔子學堂公開課”講臺,以“中國好家風”為主題,在濟南市圖書館舉辦公益講座;2016年12月,邀請《習仲勛傳》作者賈巨川在濟南舜耕派出所孔子學堂舉辦社區公開課,開講老一輩革命家的家風家教;等等。

 

孔子學堂書友匯。為推動書香社會的營建、引導都市廣大國學愛好者“讀好書”,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又推出了“孔子學堂書友匯”之后,以此來作為“孔子學堂”的有益補充。書友匯就是圍繞國學經典的學習、研討、交流而建立的文化空間、雅集平臺,即以國學為主題的讀書會。它與“孔子學堂”一樣,統一由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審批、登記、授牌、指導、監管。“匯”本義為盛器,后來引申為積聚、匯集。書友匯秉持“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宗旨,在整合各地讀書會、加強國學愛好者之間交流互動、推廣國學經典上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已在濟南、北京等創辦書友匯20余家,比較活躍的有濟南的尚璞藝術館“孔子學堂書友匯”、志源閣“孔子學堂書友匯”,和北京的崇賢館“孔子學堂書友匯”。

 

(四)增長模式

 

鑒于各地對傳統文化、對“孔子學堂”的認知和接受程度不一的事實,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始終堅持“只推廣不推銷”的原則,地方若沒有熱情、沒有需求、對學堂理解不到位,不會強行進行推廣。與其說是在推廣,倒不如說是在迎合大眾需求,畢竟絕大多數學堂都是由各單位各機構主動申報,要求加入學堂大家庭。大體來看,目前“孔子學堂”數量增長,主要依賴三種形式。

 

一是以點帶面,形成體系。山東省戒毒管理局、山東省供銷合作社聯合社、共青團山東省委、山東省醫師協會、沈陽市孔學會、內蒙古關工委普法辦、大慶市齊魯文化促進會、中山市國學促進會、廣州萬木草堂、中南大學國學研究中心、嘉興市山東商會、濰坊市博物館、滕州市文廣新局、曲阜市教體局國學辦、陽信縣翰墨文化園等在推動“孔子學堂”在本地區、本行業、本系統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組織機構的力倡之下,“孔子學堂”不僅在數量上得到快速增長,而且因第三方組織機構背書而發展得更加規范。

 

二是黨政支持,以上率下。從黨政系統業務歸屬上看,傳統文化的普及推廣屬于主抓意識形態的各級文宣部門之職責。盡管學堂創辦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但也曾得到當地黨委、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真誠支持和鼎力襄助。在許多地區舉辦學堂集體授牌儀式之時,當地黨政領導也會出席活動,以示重視。

 

三是媒體傳播,賢達力推。“孔子學堂”品牌自創辦推廣以來,得到諸多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尤其是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已完全打破時空限制,學堂品牌通過網站、微信、微博、博客等媒介,為眾人所知曉。《人民周刊》、《公益時報》、《尋根》等知名報刊都曾大篇幅刊載學堂建設推廣情況。中國孔子網打破以往“中國孔子基金會官網”的定位,致力于打造集網站、微信公號、APP等于一體的融媒體平臺,幾乎以日更的頻次,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手段定位學堂此外,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顧問、委員和“孔子學堂”特聘專家、文化學者及公益講師等都曾有意識地在合適場合下推廣學堂。權威媒體的宣介、社會賢達的背書,大大增強了學堂品牌的公信力。

 

(五)主要版本

 

從“孔子學堂”申辦主體的性質來看,學堂可謂跨越了諸多行業,涵蓋了鄉村、社區、學校、企業、機關及特殊行業。其中,辦堂數量較多或頗具代表性的行業學堂,主要有鄉村版、社區版、學校版和海外版。本文僅以案例形式,對以上幾個影響較大且特色明顯的學堂版本作一簡單介紹。

 

鄉村版“孔子學堂”。根據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統計,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國共建鄉村版學堂148家。今日中國的鄉村扶貧、鄉村振興,關鍵在于讓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都“富”起來。當下中國鄉村問題仍然很多,但“鄉村的痛,鄉村的悲,總是同時包含著溫暖與堅韌,因此,也還隱約閃現著那永恒存在的希望。”[18]發掘這種“溫暖與堅韌”,變“希望”為“現實”,有賴我們做出多方探索。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基金會秘書處“第一書記”村“孔子學堂”。自2012年至今,孔子基金會秘書處機關根據山東省委統一部署安排,先后選派五位干部,分別到山東夏津縣新盛店鎮拐兒莊村和銀城街道代莊村、武城縣四女寺鎮五屯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參加幫扶工作。以“孔子學堂”創辦為抓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發揮自身優勢,致力于探索政治扶貧、經濟扶貧與文化扶貧的有機融合。在拐兒莊村,建立起了全國第一家鄉村學堂。以拐兒莊村“孔子學堂”的創辦為契機,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因地制宜地對該村的整體風貌做了規劃設計,打造了孔子文化廣場、傳統文化墻,樹立了孔子雕像,創辦了鄉村記憶館,并發掘培養了新鄉賢,使其成為鄉村弘揚傳統文化的骨干力量。2018年年初,拐兒莊村被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授予“孔子文化主題鄉村”榮譽稱號。

 

社區版“孔子學堂”。根據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統計,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國共建城市社區版學堂139家。在城市化、城鎮化趨勢不斷加快的今天,如何在城市、城鎮社區恢復傳統鄰里互助、鄰里守望的淳樸民風,是一項新的社會文化課題。社區學堂的創辦,打破了住進高樓的社區居民的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生疏感,以此為平臺,通過國學講座、文娛節目等活動的開展,中華傳統美德、中華傳統民俗得以在現代都市人中得到傳承發展。濟南舜華社區作為首家“孔子學堂”所在地,依托學堂平臺,充分利用學堂相關文化資源,積極探索“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核心理念與黨建文化、社區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融合,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該社區綜合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張瀟認為,辦好“孔子學堂”,要做到四點:1、與黨委目標一致;2、注重機制建設;3、貼近百姓生活;4、發揚志愿精神。2018年1月,舜華社區被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授予“孔子文化主題社區”榮譽稱號。

 

學校版“孔子學堂”。根據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統計,截止到2018年6月底,全國共建學校版學堂771家,其中包括小學、中學及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第一主體和最大受益人還是廣大青年和少年兒童。自學堂創辦以來,這個公益品牌得到全國各地學校的積極關注和大力支持,目前學校為辦堂數量最多的學堂建設單位。濟寧學院二附小緊緊圍繞“孔子學堂”建設,創造性地推出開筆禮、志學禮等文化活動,不斷探索辦一所體現孔子教育思想的學校的實現路徑。2018年1月,該校被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授予“孔子文化主題學校”榮譽稱號。而“在高校開辦‘孔子學堂’,具象地承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其‘天人合一’自然夢、‘以人為本’幸福夢、‘剛健有為’家國夢、‘貴和尚中’文明夢詮釋‘中國夢’文化內涵的同時,也深深地喚醒著大學生主體意識、反思意識、創新意識、自省意識的文化自覺,在文化認同、文化傳承、文化生成、文化‘化人’等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文化價值。”[19]大慶職業學院自創辦“孔子學堂”以來,積極探索大學生中華道德培養與現代高校教育制度的融合,該校面向全校乃至全社會選聘學堂講師,以孝親尊師、明理誠信、感恩友善為學堂三大教學內容,以課堂學習、實踐體驗、分享感悟為學堂三大活動方式,以知行合一、理法合一、表里合一為學堂三大教學目標,得到該校大學生的歡迎,也為高校版“孔子學堂”工作開展提供了有益借鑒。衡水學院自創辦“孔子學堂”以來,積極依托該平臺組織各種活動,取得良好效果。2018年以來,該學堂以“學傳統文化·做時代新人”為主題,陸續開展系列活動,對增強在校大學生文化自信、提振生命氣象起到良好作用。

 

海外版“孔子學堂”。根據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統計,截止到2018年6月底,海外版學堂共創辦16家,覆蓋10個國家和地區。隨著孔子基金會對外文化交流品牌項目——“孔子文化世界行”的開展,海外“孔子學堂”也紛紛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華人華僑社區、學校落戶。與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總部)在外國學校推廣建設的“孔子學院”不同,“孔子學堂”以“培植中華文化根基,永續炎黃子孫血脈”為宗旨,采取與海外華人華僑社團合作的模式,以品牌引領等更靈活的方式,面向華人華僑社區及學校來推動中華文化的普及傳播。美國洛杉磯尼山國際、澳大利亞堪培拉中澳文化交流中心等一直與孔子基金會保持著緊密互動,下一步它們將根據當地實際來探索“孔子學堂”課程,并促進這種特色教學模式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的廣泛落地。

 

(六)內容建設與內涵提升

 

誠然,對于一個公益文化品牌項目而言,沒有一定的數量就難有影響力,但衡量其社會價值與功效的最終評定標準,絕不是唯數量是從,關鍵在于其內在運作機制是否科學合理,是否具備發展壯大的永續性、創生性、群眾性、普適性。

 

2017年上半年,自“孔子學堂”創辦千家以后,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提出將“孔子學堂”內容建設和內涵提升調整為工作重點,為此在以往工作成果的基礎上,決定圍繞這個重點著重打造學堂“五大體系”——品牌體系、課程體系、活動體系、人才體系、基金體系。在品牌體系建設上,通過出臺相關管理制度來保證其公益健康發展,維護品牌含金量,并統籌推進“孔子學堂書友匯”、“孔子學堂公開課”、“青春漢字節”等子品牌的發展;在課程體系上,圍繞公開課的打造,整合各地各行業優秀學堂的學術資源,舉辦系列國學課程,為學堂人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食量;在活動體系上,圍繞“孔子學堂三字訣”所提出的內容,引導各地各行業學堂創造性開展傳統文化主題活動,中國孔子網配合宣傳報道;在人才體系上,鼓勵各地各行業學堂建立自己的專家資源庫、志愿者資源庫,充分調動本地區本行業黨政干部、文化骨干、普通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在基金體系上,孔子基金會也在探索設立“孔子學堂發展專項基金”的可行性,這將成為“孔子學堂”持續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保障。[20]

 

目前來看,以上“五大體系”有的已開始著手打造,處在不斷完善之中,有的還處于構思階段,尚未有實質進展。總之,“孔子學堂”內容建設和內涵提升涉及面非常之廣,包括政策落實、理念統一、頂層設計、人員調配、制度保障、實踐檢驗、社會反饋等諸多方面,其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大眾化絕非朝夕之功,有賴社會各方相關人員傾心投入、科學規劃、積極配合。

 


內蒙古自治區舉辦孔子學堂集體授牌儀式


四、“孔子學堂”推廣建設之感想與體會

 

回顧近五年參與“孔子學堂”推廣建設實踐,筆者的感受可謂是喜憂參半,冷暖自知。通過這份工作,我們既看到了民間大眾對儒學復興、民族文化復興的熱切期盼和努力踐行,體會到了儒學在中國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意識形態中國化這一歷史進程中仍然可擔負起禮樂規范、人文化成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感受到了民間儒學前進之路的艱辛與坎坷。總結其實踐經驗與體會,無疑將有利于這個品牌的持久發展壯大,同時也將為民間儒學的開展、孔子文化乃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海內外的普及傳播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立身之本:長養民族精神

 

儒學是精神的武學。

 

若論及“孔子學堂”的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當歸于其在助力民眾長養民族精神上,而這個民族精神,則來自于儒學。“一個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則這個民族便無法存在和延續。中國民族,兩千多年以來,雖然經過許多文化上的變遷,但大體上是以儒家的精神為主。所以,中國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21]時至今日,關于儒學的基本精神、社會功效和價值偏好,可謂見仁見智,或曰“仁恕通和剛毅”[22],或曰“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23],或曰“仁愛原則、禮教精神、責任意識、社群本位”[24],等等。但眾說紛紜中也會發現其中的大同小異——有識之士無不把儒學當做涵養個人修為、凝聚民族精神、整肅社會秩序的有力法寶,儒學所內含的基本精神早已融入中華民族心理結構的建構之中。換句話說,儒學總在源源不斷地為我們提供著一種自立自強、自覺自信、厚德尚道、明禮貴和的人文精神,總在一以貫之地為我們灌注著一種向善向上的精氣神。而這些所謂的“根本精神”,恰恰為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與深耕之必需。

 

儒學只有“飛入尋常百姓家”,打通官方與民間,疏浚在朝與在野,連接精英與大眾,融合學術與普及,兼顧方向與方法,統一智識與行動,其精神價值方可不斷彰顯,其生命活力方可永續迸發。因此我們說,民間儒學絕不是一種儒學流派或理論學說,而是一種活潑潑的社會文化現象和道德教化實踐。“孔子學堂”作為民間儒學的一種新嘗試,看似是無中生有,其實乃時代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必然產物。它既生逢其時,又重任在肩,一定程度上講,可謂是肩負起了嘗試著由官方儒學與精英儒學向民間儒學之創造轉化、實現民間儒學自身之創新發展的歷史使命。近五年來,它在強壯民族精神上的矢志不渝、大膽探索、砥礪前行,應當值得肯定。

 

1999年10月,在中國孔子基金會第三屆理事會上,著名學者牟鐘鑒在發言中提到,孔子基金會人要“用儒家的精神辦儒學的事業”[25]。今日的孔子基金會人也正是帶著這種“儒家的精神”來經營“孔子學堂”的。

 

(二)發展之因:“時來天地皆同力”[26]

 

“孔子學堂”作為孔子基金會的品牌項目,自從孔孟之鄉誕生以來,之所以能夠在近五年時間里發展到1800多家的規模,究其緣由,最根本的在于它迎合了新時代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的文化需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擁護,兼備天時、地利、人和。真可謂“時來天地皆同力”!具體來講,主要有三點:

 

一是迎合時代需求,回應百姓關切。在整個國家朝著“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傳播中國價值、中國精神格外重要。時代的走向,歸根結底取決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和普通大眾的切身需求。為此,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27]“孔子學堂”正是在習近平“兩創”精神的指引下發展起來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學堂”還自覺把自身定位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的重要教化場所,引導民眾在親近傳統、體驗傳統、感知傳統中明辨真善美與假惡丑、提升道德素養和精神境界,這無疑為民眾落細、落小、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難得的文化平臺。“孔子學堂”本質上乃受時政影響的、為滿足社會與百姓之精神需求的產物,如此定位,不失為民間儒學開展的一種極具現實意義的生存選擇。

 

二是學者把脈引領,各界共創共享。“孔子學堂”的發展建設,始終沒有離開文化學者尤其是儒學專家的大力支持和傾情推介,學堂為精英儒學向民間儒學的轉化提供了一條新路徑。2016年3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到北京首家社區學堂——什剎海社區“孔子學堂”考察,對“孔子學堂”在推動傳統文化落地應用上的舉措給予認可。在浙江省儒學學會2016年會上,著名學者吳光曾從五個方面概括近年來儒學復興的新態勢,其中一點就是“孔子學堂像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28]。吳光還曾多次在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29]上積極推介“孔子學堂”,加深了學者對學堂的了解和認知。此外,由于“孔子學堂”是跨地區跨行業的公益品牌項目,且需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因此其推廣建設在堅守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必然要廣結善緣、海納百川,向社會各界具有公益情懷和人文精神的精英人士借力借智。

 

三是嚴格準入門檻,堅守底線原則。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始終堅持學堂創辦及建設的政治導向性和社會公益性原則,但凡沒有黨組織的單位,一概不予審批通過。近五年來,在學堂尚未發現有違反國家大政方針、擾亂社會秩序、散播歪理邪說的現象。同時,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推出了《孔子學堂管理辦法》,堅決杜絕一切以學堂名義從事盈利活動的做法。在未來,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還將伺機推出摘牌機制,對于違規學堂、僵尸學堂等給與及時清理。

 

(三)建設之弊:“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30]

 

應當說,創辦“孔子學堂”,發心是好的,“孔子”這個名字曾一度在民眾心中感到“過氣”、“老舊”,通過民間儒學的開展,民眾又感受到了“孔子”的親切與價值。把作為民族精神導師的孔子形象根植到中國百姓乃至海外華人華僑心中,給他們以快樂、道德、智慧、信仰,是學堂經辦團隊的不變初心。但在“孔子學堂”推廣建設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不論是理念認同、日常監管,還是活動開展、經費支持等,都存在著一些短板和不足。雖然“孔子學堂”在數量上已達到了不小的規模,但其能否真正在促進民間儒學開展上持久發揮作用,還有賴于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可謂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從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的角度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點:

 

一是監管上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一般來講,在學堂申辦上,只要符合申辦主體擁有黨組織、固定場所、具體負責人,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便同意掛牌。放低申請門檻,主要是出于依托一定數量來換取辦堂積極性和社會影響力的考慮。但在許多學堂掛牌后,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由于工作人員有限,并未全面跟進指導,對學堂具體運作情況并未完全了解。雖然目前還未發現有偏離辦堂理念的現象,但也存在著一定的潛在風險。

 

二是過于依賴山東省財政經費支持。由于“孔子學堂”本身屬于作為慈善組織的中國孔子基金會之公益項目,基金會本身擁有向社會募集資金從事公益事業的職能,但事實上卻并未發揮好這一職能。過分依賴山東省財政撥付給孔子基金會秘書處的項目經費,勢必將影響學堂的持久健康發展。

 

三是自身業務水平還有待提升。當前,國家對社會組織和慈善組織的改革步伐加快,但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由于種種原因,在一些方面還不能完全轉變觀念和思路,未做到與時俱進。下一步,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也當適應新形勢,在公益品牌運營、公共服務提供、社會資源整合等諸方面不斷提升自身業務能力和服務水平,真正做到“打鐵還需自身硬”。

 

從單家“孔子學堂”的角度看,存在的主要問題也有三點:

 

一是存在僵尸化現象。有的申辦單位把創辦“孔子學堂”當作一項“政績”,掛牌儀式后并未真正發揮學堂作用。在創辦學堂上,有的申辦單位雖然符合基本辦堂條件并按照流程主動申辦了學堂,但辦堂目的不純,或為了迎合某次創優評比,或為了落實上級安排,或為了在形式上跟風、迎合“國學熱”,只是把學堂牌匾當做一種擺設,把學堂品牌入駐當做一種談資,甚至還把鼓勵學堂創新發展的“堅持自主自發性”原則片面理解為自生自滅,沒有認識到這一公益品牌和平臺在聚攏人氣、引領創新、教化一方上的積極意義。因此,事實上還存在一定數量的“僵尸學堂”。

 

二是存在閉門造車現象。有的學堂雖在持續舉辦活動,但并未主動與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保持緊密聯絡,更未參加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組織的相關文化活動。孔子學堂推進委員會是海內外“孔子學堂”的信息源、總樞紐、“指揮部”,各家學堂本應主動與之保持緊密聯絡,這對于各家學堂了解黨和政府的相關文化政策、加深與其他學堂的互動交流、提升自身活動水平、擴大自身知名度和影響力都將起到促進作用,而那種閉門造成式的運營勢必將使學堂品牌含金量大打折扣。

 

三是存在經費和人才短缺現象。有的學堂雖有著強烈的發展愿望,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下組織了一些活動,但苦于沒有相對固定的經費支持,存在著嚴重的“成長的煩惱”;加之未能有效組織和調動當地鄉賢等國學志工的積極性、創造性、主體性,導致相對固定的學堂骨干團隊遲遲未能籌建起來。以上這些問題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孔子學堂”的發展,阻礙其運行機制進入良性循環。學堂管理和運行,都亟待在社會各方的努力之下,不斷完善提高,從而真正為新時代民間儒學的發展壯大做出實在貢獻。

 


學校版孔子學堂授牌儀式(山東青島)


注釋:

 

[1]參見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在山東省第十一黨代會上的報告,載《大眾日報》2017年6月14日,02版。

 

[2]詳見《山東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作方案》。

 

[3]本文所提及中國孔子基金會及其相關品牌之具體運作情況、典型事例等,若無特殊說明,皆為筆者親聞親歷,不再注明出處。

 

[4]陳來:《如何看待儒家文化與中國文化》,載《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

 

[5]有學者如張榮明認為,傳統儒學分為在野的民間形態和在朝的官方形態,即民間儒學和官方儒學:民間儒學為民間學術形態;官方儒學則為宣揚秩序神圣、權力神圣的官方學術。參見張榮明:《民間儒學與官方儒學》,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與之不同,而本文則認為,今日儒學可分為官方儒學、精英儒學、民間儒學:官方儒學是指黨政領導對儒學的宣介、推崇及踐履;精英儒學即張榮明所指的民間儒學,主要為儒學研究者對儒學義理的學術研究和理論闡發,也可稱為學者儒學、學術儒學;民間儒學則為普通民眾對儒學精神和價值的認同與踐行,以及相關專家學者對其進行的總結與提升。關于本文對民間儒學的理解,還可參見顏炳罡的相關解讀,詳見下文。

 

[6]參見顏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第四章“儒學前瞻”,貴陽:孔學堂書局,2016年6月。

 

[7]顏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貴陽:孔學堂書局,2016年6月,第155頁。

 

[8]顏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貴陽:孔學堂書局,2016年6月,第152-153頁。

 

[9]1989年由曲阜遷至北京,1996年由北京遷至濟南。

 

[10]李金山:《孔子研究的春天——紀念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載中國孔子基金會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33頁。

 

[11]傅鴻泉:《谷牧與中國孔子基金會》,載中國孔子基金會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116頁。

 

[12]傅鴻泉:《谷牧與中國孔子基金會》,載中國孔子基金會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118頁。

 

[13]王大千:《繼往開來傳承經典,三十而立創新發展——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30周年回顧與展望》,載吳光、牛廷濤主編:《繼往開來發展儒學——第二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8月,第26-27頁。

 

[14]雖然之前我們并未刻意把“孔子學堂”歸到民間儒學之中,但從人員主體、活動內容等方面來看,其本質就是民間儒學之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15]《管子·牧民》。

 

[16]顏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貴陽:孔學堂書局,2016年6月,第117頁。

 

[17]詳見中國孔子網“孔子學堂”,網址:http://kzxt.chinakongzi.org/

 

[18]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11月,第273頁。

 

[19]馬艷:《“孔子學堂”喚醒大學生文化自覺的價值及路徑微探》,載《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6年第11期。

 

[20]參見常強訪談邢成湖:《加強內涵建設,推動孔子學堂可持續發展》,載《儒風大家——蔡仁厚》,青島:青島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58至163頁。

 

[21]羅庸著、杜志勇輯校:《儒學述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6月,第1頁。

 

[22]牟鐘鑒:《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7月,第39頁。

 

[23]郭齊勇《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5月,第12頁。

 

[24]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8月,第61頁;

 

[25]牟鐘鑒:《回憶中國孔子基金會若干往事》,載中國孔子基金會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12頁。

 

[26]唐·羅隱:《籌筆驛》。

 

[2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60至161頁。

 

[28]其他幾個方面為:最高領導帶頭尊儒、尊孔、尊王陽明;省級儒學會遍布全國;陽明心學成為顯學;干部學儒學、學國學的積極性大增。詳見吳光:《中國當代儒學復興的新態勢新方向》,載吳光、牛廷濤主編:《儒學與當代社會——第四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論文集》,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8年5月,第5至6頁。

 

[29]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和浙江省儒學學會于2013年共同發起,此后每年組織全國各地儒學(國學)社團負責人和儒學專家學者舉辦一次研討會,會議地點由各儒學社團通過競選方式確定。

 

[30]《論語·子罕》。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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