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華洋關系正常化仍有待時日——從外國留學生事件說起

欄目:儒家看法
發布時間:2019-07-12 17:20:41
標簽:華洋關系、外國留學生事件
田飛龍

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歷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譯有《聯邦制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華洋關系正常化仍有待時日——從外國留學生事件說起

作者:田飛龍

來源:儒家網獨家特約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十日庚戌

          耶穌2019年7月12日

 

 

 

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文明易形,華洋關系早已超脫所謂的“華夷之辨”而逆轉為“文明與野蠻”之二分法,國人文化自信與天下心智頓挫。華洋關系遂成中國近代史與民族復興意識的一條主要線索。

 

所謂中國百年屈辱與百年奮斗,其主旨亦在于一種“反向逆轉”,即首先追求西方之承認和平等,進而將自身文明與現代化經驗滲透表達于更加民主與多元整合之全球治理秩序,使得中華文明有一大回旋式的“創造性轉化”。

 

今日中國于新時代之內外兼修,勉強在經濟硬實力上獲得西方之承認,但于文化軟實力甚至種族平等意義上仍有精神差距需予補齊。即便在百年屈辱周期中,國人多數亦奮斗自強,于外人凌辱及華洋尊卑事件頗為敏感,每每為民族主義情緒泄發之地,亦為救亡圖存之奮斗精神來源之所。

 

其間褒貶已成歷史煙云,但往事并不真正如煙,近期福州交警“寬待”外國留學生事件及山東大學“一比三洋學伴”事件再次成為網絡公共話題,刺激民族復興期國人敏感神經。

 

兩個事件均涉及華洋關系,更由于牽涉警察公權力及高校自治權在各自領域的不平等對待,而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指向的平等法治精神多有背反。

 

從網絡曝光及后續的多方輿論攻防戰可以看出,網民在兩個事件中最大關切乃至于:為什么在國家日益富強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自信時刻”,我們的法治與自治卻仍然遺留有“華洋尊卑”的歷史陳跡?為什么不能夠按照中國法律公平處理?為什么不能夠將高校真正作為知識與自由的殿堂?為什么一定要以無原則的“寬待”和“優待”來展示“禮儀之邦”,來賺取所謂的“友好”評價及“國際化”指標業績?

 

需知,“禮儀之邦”最關鍵的是講求自尊和廉恥,如果執法因華洋身份而有別,高校學生待遇因華洋身份而參差,這些“洋學生們”會如何理解及尊重中國的法律、法治與文明?受到區分對待的國民又如何理解及認同中國新時代所承諾的核心價值觀及民族復興愿景?

 

 

 

筆者充分理解具體事件中警察和學校管理部門的隱衷及行為理性。以福州交警處理方式為例,同案不同罰,對國人違章則厲行拘留,對洋學生違章則批評教育了事。這樣區別處理的心理邏輯在于:拘留洋學生可能造成國際關注及外交事件,辦案民警及派出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拘留本國人則無此憂慮,反而顯示警權威嚴。

 

問題恰恰在于,這樣的“怕外欺內”式的執法不僅在形式上偏離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更在實質上縱容洋學生淡薄中國法律意識,為中國社會不斷累積違法紀錄和安全隱憂。事實上,如今的執法電子系統如此發達,法網亦日益嚴密,民警只要依法公正處理,官司打到聯合國都不怕。

 

依法處理可能會在某些個案上引發一定的外交滋擾,但全世界如今普遍崇尚法治,如果我們如實展示中國執法及法治程序,不僅不丟面子不丟分,更可以在國際社會展示國家法治進步形象,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法治與安全的信心及認可。

 

法治社會本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說晚清之際的官府執法偏袒洋人有國力衰落的大背景,惹不起,但現在完全不能理解縱容外國人的任何正當化理由。此事應當引起涉事單位的警務檢討及法治教育,否則會損害中國法律和法治的公正性及公信力,也給在華外國人釋放非常錯誤的信號。縱容帶不來任何尊嚴和尊重。

 

山東大學的“學伴”事件與此有類似之處。我理解,作為負責留學生工作的具體管理部門,可能出于吸引外國留學生及促進本國學生與外國學生深入文化及生活交流的良好目的,在管理機制上引入某種類似“幫扶結對子”形式的創新做法,并提供對“結對子”中國學生在考評、保研、推薦就業等各方面的優先待遇,如此形成良性循環,也可能最終形成高校涉外學生管理工作的典范經驗。

 

這是筆者最為善意化的推測。然而,從網絡曝光的管理方式及不限于山東大學(后續又出現了濟南大學等)的多所高校學生反映來看,效果并不好。留學生本來應當是與中國學生平等相處的校園多元文化群體,彼此間交往應嚴格遵循自愿來往原則,學校可以在軟硬件方面提供平臺和服務,但不能定向“捆綁”式管理。

 

從山東大學的官方回復來看,這種“學伴制”似乎在國內不少高校都存在,那就問題更大了,就更需要教育部出面加以監督整改了。筆者以為這可能是高校績效考核中“留學生比例”的指標競爭壓力所致,甚至可能與某些教育管理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的戰術性誤解所致,以為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只要做到“留學生比例”高及涉外因素凸顯,就是國際化水平高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獨特貢獻。

 

 

 

為了爭取外國留學生及錯誤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了某些指標和業績,這種做法不僅對中國學生(尤其女學生)構成管理上的意志強制,甚至可能陷她們于性暴力及性病的恐怖境地。高校本是平等、自由及保護學生的知識場所,不是“拉郎配”的媚外之地。否則將來出現性暴力及艾滋傳染,誰來承擔責任?

 

尤其是近些年網絡上頗多信息披露在華外國學生、外教等誘騙中國女生、傳播艾滋病等案例,盡管未必全數屬實,但在國民心理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這也是此次網絡民意反彈激烈的重要因素。

 

如果高校管理僅僅為了“國際化指標率”而置本國學生的意志自由、人身安全和性安全于不顧,本國學生家長們怎能心安?中國高校又何以贏得國民尊重及信任?這種“舍本逐末”的功利化做法必須得到檢討和糾正。

 

由于中國決定性進入“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戰略闖關階段,公權力機關及高校確有責任在擴大對外文化社會交流及友好對待來華外國人方面承擔起積極責任。

 

但這不等于縱容違法及取媚外國學生,賦予其不合理的“超國民待遇”,更不等于置中國法律尊嚴及本國學生自由與安全利益于不顧。之所以出現如此偏差甚至亂象,主要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百余年來的文化甚至種族性的自卑心理仍未克服,仍然難以真正有尊嚴及自信地“平視”外國人,造成實際執法及管理上“崇外抑內”的錯誤傾向;

 

其二,錯誤理解“寬待”及“禮儀之邦”的中國文化原則,導致實質上的無原則對待及縱容后果;

 

其三,某些部門管理者過度功利化與簡單化的管理思維及機制創新的“小聰明”意識,導致對本國人意志自由與權利的不當抑制;

 

其四,對新時代對外交往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方式存在偏差理解,誤以為“一切優待”即可拉近關系,贏得尊重,結果必然是適得其反。

 

本次事件,無論是警務機關還是高校,適宜正確對待公眾輿論監督意見和質疑理由,除了進一步解釋自身行為的根據和理由之外,也應真誠反思和檢討執法政策和管理機制本身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以維護法治公平及取信國民人心為最根本出發點,加以批判性改進。

 

 

 

總之,華洋關系,平等相處,法治對待,自愿來往,不卑不亢即可。靠縱容和優待得來的,往往是歧視和濫用,以及對本國民眾之權利和身份的凌辱!這兩個事件釋放的警訊,值得官府、高校及社會深切思考、商談及共同努力加以改變。

 

實際上,問題往往還可進一步深入拷問,觸及更為根本的層面:什么是“禮儀之邦”的原則和道義?什么是法治的平等正義?什么是國民的認同與合法性?什么是意志的自由和知識之所的尊嚴?什么是中外交通的正當文化原則與政治原則?

 

由此觀之思之,中國人在精神上自立成熟仍有待時日,因而華洋關系的正常化亦有待時日,但我們都是其中有責任的一分子,宜從文明、法治及社會行動的層面共同努力與進步!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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