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慈善文化與自由主義慈善文化之對比”暨第四期“慈善文化會講”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

欄目:會議講座
發布時間:2019-07-12 00:03:35
標簽:慈善文化會講

“儒家慈善文化與自由主義慈善文化之對比”第四期“慈善文化會講”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

來源:主辦者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九日己酉

??????????耶穌201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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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主辦的第四期“慈善文化會講”,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會議室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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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文化會講”作為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慈善文化行動性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旨在通過“知行合一”的“行動性研究”,推動學界與業界創建、踐行、傳播“體用合一”的現代中華慈善。在觀察和分析當下的中國慈善時,我們將傳統的“體/用”思維作為一種分析框架,依據“體/用”框架逐一討論慈善領域中涉及到的重要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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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是“儒家慈善文化與自由主義慈善文化之對比”。二十余位關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學者與業界代表齊聚一堂,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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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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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由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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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曉光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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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環節是為中航富士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慈善文化研習基地”授牌儀式。基地建設是“慈善文化行動性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和有效互動的落腳點,也是建立與推廣成功模式的根據地。中航富士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相結合,并以此為基礎提煉出一套“道術結合、以心為本”的中國式管理模式,目前已成為全國范圍內應用傳統文化智慧治理現代企業的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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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富士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慈善文化研習基地”授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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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牌儀式后,中航富士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郭建雄先生發言。他簡要介紹了企業的情況,認為今天的富士達,已經成為運用傳統文化治理企業的典范、軍民融合的典范、高質量發展的典范。這些年企業有很多創造和發明,但最有價值的是創造了“道術結合、以心為本”的企業管理方法。西方的企業經營之道出發點是利己,前提是遵守法律法律、有道德有信仰,中國在企業經營方面一直在學西方,但只顧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遺忘了這個重要前提。富士達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企業的經營之道應該從老祖宗那里去找,這個道就兩個字——利他。富士達的理念是利國、利民、利他、利己。富士達的經營理念和思想,得到了外界的諸多關注,感謝康教授獨具慧眼,組建團隊來深入研究,企業上下備受鼓舞,也相信這個課題一旦達到預期的目標,也可能成為中國的企業管理模式和標準,并且有可能延伸到國家的治理、社會組織的管理等方面。他表示,非常感謝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一定積極配合,把這個課題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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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雄先生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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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員、長江商學院人文與商業倫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寶先生做主題發言,題目是《儒家公益倫理:以孟子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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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文明對話的視域切入,認為在軸心文明時代產生的四大古文明中,唯有儒家依靠人的力量關注此世。如果說影響現代化的啟蒙思想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價值,那么儒家同樣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價值。儒家是一種精神人文主義,建構了以仁為本的己、群、地、天的框架。鑒于活在當下、在有限的肉身約束中實現無限精神價值的教義,儒家是唯一一個強調富己、富民、富國、富天下的精神傳統。富與道,是儒家商業倫理的源頭活水,其實“行公益”是其重要環節之一。他以孟子為中心,從精神人文主義的角度來探討儒家公益倫理的精神根源。行公益是孟子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哲學基礎是人的惻隱之心,其倫理基礎是儒家的差等之愛和報本之教,其實施對象是基于義和道的甄選,其實施方法是立足于推恩者自身,由內到外,先急后緩,其實施的態度是平等之愛而不是施舍,同時,受恩者的積極參與顯得尤為重要。在儒家,行公益只是權法,儒家最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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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寶先生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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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守力老師、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先生,以及主持人康曉光教授分別做了精彩評議,王建寶先生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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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力老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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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瑞剛秘書長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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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副教授王碩老師做主題發言,題目為《“仁者愛人”與“人類之愛”——中西公益慈善倫理源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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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結合自己多年參與倫理劇場的經驗,從戲劇的角度切入討論公益倫理,令人耳目一新。她認為戲劇與本次會講的主題密切相關,公共性與私人性、人與己的沖突在戲劇中有充分體現。古希臘雅典的公共性,除了體現在議事廳、廣場,還體現在劇場。倫理學和戲劇學本源即合一,戲劇中的隱喻中蘊含著豐富的倫理學概念。水,是中國的文化隱喻,而火,是西方的文化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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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重點分析了火的三層隱喻,與公益緊密相連。火的第一層隱喻,是愛人類。所謂愛人類者,是以人為友者。普羅米修斯將火盜取給人類正是如此。慈善有兩個作用,一是減少人的痛苦,這也是目前大部分在做的慈善,二是提升人的潛能,通過藝術。愛人類,亦即分享世界,獲得人性。火的第二層隱喻,盜火。不同于中國燧人氏鉆木取火的方式,普羅米修斯通過盜取的方式獲得火。中國人道法自然的思維是道德性的,而盜火是有危險性的。這就帶來不同的公益模式,公益慈善是逐求“公共善”的志愿行動,而“公共善”與一般善的邏輯是不一樣的。火的第三層隱喻,是被縛與解放。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如何獲得解放?在神話中無解,他只能遭受懲罰。回到儒家尋找答案,儒家區分圣與仁,博施濟眾是圣,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是仁。從愛上帝、愛人類的區分出發,可以區分公益慈善的兩個范式,圣道基于個人道德性的奉獻之道,仁道基于交互主體性的共善之道。二者的根本差異在于標準,圣以外在的量為標準,仁以內在為標準。背后是不同的人與己的關系,圣是施與受,仁是共利共達、一體之仁。所以,通過儒家的一體之仁可以突破盜火的倫理困境,人類社會是愛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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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向往光明——愛人類、分享世界,到盜火——公共善中存在的倫理張力,再到傳火——一體之仁與社會創造,從中我們可以接續現代公益的三種模式——得道多助式、愛心接力式、社會保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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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碩老師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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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呂鑫副教授、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博士后龐景超分別做了精彩評議,王碩老師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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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鑫老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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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景超博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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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劉文奎先生,針對上午場的兩場學術報告、評議以及討論,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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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奎秘書長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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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中山大學城市社會研究中心史宇婷博士做主題發言,題目為《個體慈善捐贈行為的代際效應——中國慈善捐贈本土研究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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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這一研究意在發展根植于中國本土的慈善捐贈理論。中國社會結構的形成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儒教倫理的核心是家本位。回顧相關研究,慈善行為的代際傳遞在社會學視角下的研究有兩個路徑,一是社會化:孩子/子輩在家庭中通過“社會學習”來習得慈善捐贈行為,二是社會經濟資源:慈善參與能力從父輩到子輩的傳遞。已有研究不足表現在:對華人社會的相關研究數據和定量分析不足,關注慈善觀念和行為的“傳承”而忽略“反哺”效應,忽略代際傳遞在子輩成年后所起的作用(互惠性孝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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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數據源于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4年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覆蓋全國2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不包含港澳臺地區、西藏自治區和海南省),當年共獲得14266份家庭問卷以及23594份個體問卷。同住家庭成員,子輩成員均在18歲以上,處理后共有6120對父輩-子輩關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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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統計、建模、分析,發現以下幾點結論。首先,父輩的慈善捐贈參與對子輩的慈善捐贈參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印證了西方已有研究中關于慈善行為之社會化過程的觀點。第二,本研究進一步顯示,父輩的慈善捐贈行為對已成年的子女甚至其他子輩成員(兒媳、女婿)依然有影響,這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家本位”的傳統文化特征。第三,在中國家庭中,慈善捐贈的代際互動和影響更多是雙向的,體現為“傳承”與“反哺”并存,表明代際關系是慈善行為在家庭中擴散的重要載體。第四,對子輩為80后或90后的家庭代際關系而言,慈善捐贈的“反哺”效應比“傳承”效應顯著更強,反映了中國慈善環境的改善、科技革命、大眾傳媒流行等深刻的時代和社會特色;而子代在家庭代際關系中逐漸成為主導方,對于現代慈善精神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重塑,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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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的啟示是,首先,家庭蘊含著強大的慈善捐贈動員潛力,家庭是慈善行為傳統存續所依賴的重要社會制度,其中,代際關系是慈善文化傳承和反哺的重要載體。其次,激勵個體慈善行為,要把家庭放置于慈善激勵體系的核心位置,尤其重視對家庭中子輩的動員,同時考慮年輕一代對新媒體等傳播工具的接納和運用能力對慈善行為和理念的擴散。再次,要重視家庭慈善對維系家庭關系的意義,推廣以家庭為主體的新型慈善參與形式,如“親子公益”等,使慈善精神培養和家庭關系和諧形成相互強化的有機聯動。最后,今后的慈善研究中,還可以:細化個人捐贈行為,覆蓋非同住成員,探討代際傳遞中的性別角色差異,家庭對個體慈善行為影響的城鄉差異和世代差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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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宇婷博士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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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羅德、上海弘毅生態保護公益基金會秘書長鄭麗,分別進行了針對性評議,史宇婷博士一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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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老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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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秘書長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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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呂鑫副教授做主題發言,題目為《近親屬可以成為遺贈受益人嗎?——比較法視角下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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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提出要討論的問題——捐(遺)贈人的近親屬是否可以成為慈善捐(遺)贈的受益人?如果可以成為受益人,其理由又應當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其是否符合慈善法的核心原則“公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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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要回到慈善法的濫觴——《1597年慈善用益法》,其背景是十七世紀以來,英國人對于慈善的熱情開始下降,因為存在很大的社會爭議:遺贈是否剝奪了近親屬的繼承權?換言之遺產應當留給“大家”還是“小家”?大法官們意見不一,爭議的結局就是《1736年永久經營法》的制定與實施。但它帶來的影響是,禁止將不動產遺贈用以慈善,其結果自然是慈善事業的后退。但在實踐中,禁止不動產遺贈也存在諸多問題。對這部法進行反思——是否可能既有利于“大家”又有利于“小家”呢?換言之,捐(遺)贈的受益人是否可以包含(近)親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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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受益人包含(近)親屬面臨著問題:“法律中的慈善”應當符合公益原則,但若允許將近親屬納入到遺贈受益人,是否違反公益原則?慈善法的核心原則:公益原則(Public Benefit),慈善法的首要問題:什么是“法律中的慈善”(Legal Charity)?“法律中的慈善”不僅需要與“法律外的慈善”相區分,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分需要有一套明確的標準以供遵循。法律中的慈善需要符合三大標準:慈善目的,公益原則,禁止規則。以上界定源起于英國慈善法,也是現今各國慈善法之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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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慈善目的是慈善主體意圖開展的具體活動(與慈善活動概念相似)。源起于英國1601年《慈善用益法》-對慈善概念的列舉式界定。1891年英國上議院將其具體界定為(1)濟貧扶弱,(2)促進教育,(3)促進宗教,(4)其它為不特定社群之利益。那么如何界定“其它為不特定社群之利益?”對其予以界定的核心即是“公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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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原則是法律中的慈善應具有“公益(性)”Public Benefit,其本質是公共利益原則在慈善法中的實定化。法律中的慈善向社會提供了特定的公共利益,特定的公共利益本應由政府所提供,所以政府給予法律中的慈善以免稅。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識別慈善提供了特定“公益利益”?基于慈善法學,慈善的公益原則至少包括兩部分要求,(1)Public-公共性,(2)Benefit-有益性。問題在于:將(近)親屬納入受益人是否符合以上兩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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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們對(近)親屬進行的區分(由簡入難):(1)(近)親屬作為受益人屬于附帶性(incidental)。當慈善目的之受益人屬于全體公民或部分公民(但屬于某類群體)時,(近)親屬如若僅僅屬于上述群體受益人中的一(小)部分,那么法院通常基于平等之理由,以及(近)親屬具有附帶性,而認為合法。(2)(近)親屬作為受益人屬于專門(純粹)性,當慈善目的之受益人局限為其捐(遺)贈人的(近)親屬時:若以濟貧為目的,即以救濟貧困的(近)親屬為目的,法院在1754年之后一般認為此類慈善活動合法有效。理由一: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如若不允許設立則財產將作為遺產繼承。理由二:從濟貧角度來說,貧困的(近)親屬也將獲得其他慈善救濟。理由三:從貧困(近)親屬范圍來看,其屬于數量具有不確定的群體。若除濟貧外目的:包括教育、宗教以及其它目的,將(近)親屬設定為專門的受益人則被認定為違法。因為濟貧具有優先性,將捐(遺)贈用于上述目的時,存在更多需救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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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英美法系,除以濟貧目的之外,不得設立以(近)親屬為專門(純粹)受益人的慈善實體。引申的問題:我國慈善法對近親屬問題并未規定,那么基于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對(近)親屬問題又應當如何規定呢?可能的路徑是,我國慈善法應當放棄對慈善活動的純粹性要求,而是轉向允許混合型(mixed)慈善,以兼容“小家”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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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鑫老師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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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西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曾文芳教授、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呂全斌秘書長,分別進行了評議,呂鑫老師進行回應,并為大家介紹衡平法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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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芳老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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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全斌先生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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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場,深圳市古村之友古村落保護與發展促進中心創始人湯敏先生做主題發言,題目為《由傳統義莊到現代鄉村志愿服務與鄉村社區公益基金的轉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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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古村之友,關注“物”,其實是關注背后的人。熟人之間互幫互助,要遠遠多于捐給陌生人的。互幫互助,比樂善好施,更是一種美德。所以思考如何把人激活,自助者,天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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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紹了傳統義莊,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由某一姓氏家族創辦的慈善機構。這是為本族做好事的經濟實體,一般建在鄉村、集鎮,故稱“義莊”。義莊是一個家族興盛的象征,也視為積善之舉,余慶子孫,備受望族重視。源于北宋范仲淹,范氏義莊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后在其原籍蘇州吳縣捐助田地1000多畝設立的。范氏義莊是中國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義莊,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國史料記載的第一個非宗教性民間慈善組織。它還創造了一個奇跡,雖然朝代更迭,歷經戰亂,但一直到清朝宣統年間義莊依然有田5300畝,且運作良好,共持續了8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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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介紹現代鄉村志愿服務與鄉村社區公益基金。互聯網鄉村社區公益基金運作模式:現代鄉村義莊通過獲得上級政府補貼、村民眾籌、外出鄉賢捐獻,進行的活動包括功德銀行、家鄉環保、貧困戶幫扶、留守老人食堂、村民技能培訓、鄉村圖書館、修路建橋、存史館等。鄉村社區共建項目重點支持7類項目,助力家鄉發展,包括文化教育、社會服務、古建搶修、家風傳承、民俗風物、立館宣教、產業扶貧等。古村之友已經孵化項目430個,支持人數達367755人,創投數額118844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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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介紹瀕危文物撐傘行動。我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數據里統計:全國共有76萬處不可移動文物,4296處國家級文保單位,1.7萬省級文保單位,10余萬處市縣級文保單位,60余萬處未定級的不可移動文物。大量偏遠、貧困地區的低級別文物難以得到保護!市縣級瀕危文物“撐傘行動”: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實際的方式,對暫未獲得修繕資金支持,瀕臨倒塌、漏雨等情況危急的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進行有效的防雨保護措施,減少雨水對瀕危文物的沖刷破壞,使文物的木構件、墻體不至于坍塌,等待以后得到財政與社會修繕資金支持,將進一步對文物建筑進行修繕。全國近2300個市縣,平均每個市縣文物保護單位都超過100處,文物單位數量保守估計都遠遠超過20萬處,文物單位面積由幾十平米到幾千平米不等,按平均一處200平米計算,20萬處文物單位至少需要4000萬平米的遮雨設施,按搭建1平米平均需要50元材料與人工費計算,全國將需要20億元。“撐傘行動”激活當地群眾力量,開展村民眾籌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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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介紹善文社。榜樣是社會教化開展的基石,也是文明沉淀的源頭,跨越中西、橫亙古今尋找榜樣是構建新文明的方法。古村之友將客觀教化社會的五個榜樣類型,稱之為新文明五脈,分別是:(1)國脈:保家衛國的英雄榜樣;(2)文脈:家國擔當的國士榜樣;(3)善脈:造福桑梓的鄉賢榜樣;(4)祖脈:慎終追遠的家風榜樣;(5)地脈:熱愛生活的民俗榜樣。要利用互幫互助的公共眾籌,不能只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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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未來十年,社會互助模式會超越社會救助和幫助模式,互幫互助的美德比樂善好施更有意義;未來十年,普惠和公平會比規模和樣板更有價值,不是選擇性救助誰,而是普惠性的賦能社會;未來十年,群眾參與社會發展的紅利將爆發,他們的社會改良當量是數萬倍于當下的公益慈善總和。一個深度的社會變革、模式革命已經到來,遠比我們想象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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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敏先生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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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工蟻坊(北京)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創始人郭小華女士、愛德基金會傳一慈善文化專項基金項目總監徐會壇女士,分別進行了評議。湯敏先生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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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華女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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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會壇女士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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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討論環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研修班副班主任李康老師、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先生、主持人康曉光教授、全國勞動模范素麗女士、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守力老師分別發言,對全天的討論發表各自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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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麗女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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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曉光教授最后進行了總結發言,感謝各位朋友遠道而來,也希望每一次會講都讓大家有所收獲、不虛此行。也非常感謝五位報告人,把自己的思考和經驗奉獻給大家。希望大家今后繼續支持這個系列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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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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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講圍繞“儒家慈善文化與自由主義慈善文化之對比”,五位報告人分別從不同角度發表各自的實踐經歷和理論思考,為我們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的“慈善文化行動性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案例資源和觀察視角,今后的行動性研究將從中汲取更多的靈感。本會講每兩月定期舉辦一次,第五期時間定于九月中旬,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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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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