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溪 徐永偉】新鄉賢:時代特征與法治價值

欄目:《原道》第35輯、諫議策論
發布時間:2019-06-27 22:10:34
標簽:鄉村治理、鄉村治理法治化、新鄉賢、法治建設

新鄉賢:時代特征與法治價值

作者:潘溪、徐永偉

來源:《原道》第35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五日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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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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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當代中國,新鄉賢積極參與鄉村治理和法治建設,符合中共十九大關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精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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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與古代鄉賢都是城市與鄉村治理的結合點,新鄉賢還具備現代科學知識,有更多城市管理經驗,從而承擔著新的治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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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時代賦予新鄉賢以新特質,城市化與人口遷移、網絡時代變革、鄉村政策更新、法治國家與村民自治、熟人社會消解等,都對新鄉賢的治理角色及其發揮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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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背景下,新鄉賢有助于推動鄉村治理資源整合、農業農村全方位發展和農村社會進一步現代化,同時有助于加強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提高農民思想道德和法治素質,最終實現鄉村治理的法治化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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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進程中,新鄉賢能夠利用自身優勢承擔多重角色,在法律解讀、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法律治理和糾紛化解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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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鄉賢;鄉村治理;法治建設;鄉村治理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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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農村建設和鄉村治理實踐中,長期以來活躍著一支發揮積極作用的特殊工作隊伍。這支隊伍以鄉村精英人士為主體,積極參加鄉村治理和法治建設,以自身的示范作用和影響力帶動當代新農村建設,這就是“新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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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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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和新鄉賢精神在鄉村治理中正在發揮和未來可期的作用,高度契合黨的十九大精神,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在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中的一道靚麗投影,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事業全面扎實推進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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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從有關新鄉賢的概念梳理和現狀考察出發,著重指出鄉賢文化的精神內核;進而從社會轉型的視角分析新鄉賢產生和發揮治理功能的影響性因素;接著指出新鄉賢在鄉村建設中的時代價值;最后概括分析新鄉賢在新時代鄉村治理中的法治價值,以有助于相關理論探討和實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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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鄉賢的概念梳理與現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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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賢與新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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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持續發生著巨大變化,這既受到時代變革、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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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變化中,在鄉村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傳統“鄉賢”也發生著重要轉變,被賦予了新的特質和內涵,通過新的方式繼續在鄉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謂之曰“新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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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根據《民國辭典》中收錄的“鄉賢”詞條,“鄉賢,謂品學為其鄉所推重者;清制,鄉賢歿后,由大吏提請祀于其鄉,曰鄉賢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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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鄉賢是由“鄉”與“賢”組成,可解釋為鄉村賢能之士。根據《康熙字典》的解釋,賢者位“多才也,有善行也”。《爾雅·釋訓》載:“賢者憂懼,無所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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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離婁下》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大戴禮記》載“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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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禮記·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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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認為:“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論語·憲問》)《史通》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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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南贛鄉約》指出:“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等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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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規定了村民友善待人,并將友善的行為推及其他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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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贛鄉約》細則第一條明示;“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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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知約”和“約贊”,一般都屬于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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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一詞中,“鄉”表明兩者的活動區域在鄉村,“賢”表明兩者都有一定威望,且道德水平相對較高,排除了城市生活的社會賢達,也排除了黑惡勢力等群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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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學者認為,鄉賢者,鄉野賢良之士也。我們認為,“鄉賢”是中國各地本鄉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被本地民眾所尊重的賢人。所以,鄉賢較之普通百姓應該具備的三個方面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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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德,即為“善”,具備較高的道德品質。其次是有才,具備高于普通人的才能。再次是能為,有擔當,能夠為鄉鄰、邦族乃至國家安危出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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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是德才兼備者,是在鄉間社會營造出良好環境、彰顯友善行為,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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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與古代鄉賢都是城市與鄉村的治理結合點。他們都推崇主流意識形態,具備一定的鄉村與城市管理能力,能承擔一定的公共服務職能,發揮宣傳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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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新鄉賢具備現代知識,更具備城市管理經驗,將承擔一些新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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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鄉賢的職能比較廣泛,大多數都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基本包括了大多數鄉村事務。相較而言,新鄉賢的職能范圍更小一些,在行政管理方面處于輔助地位,但新鄉賢多了一些新的職能,如發展經濟、保護環境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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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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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鄉村精英,在社會閱歷等方面具有優勢,在鄉村建設發展中具有引領作用。新鄉賢從鄉村中走出又回歸鄉村的過程,其實也是傳統農業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一次交融,而新鄉賢正是通過回鄉建設,扮演著將現代文明帶回鄉村的“使者”角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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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鄉賢之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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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革改變了鄉土中國的面貌,也賦予新鄉賢時代特質。長期存在并在鄉村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鄉賢們,在新的時代扮演著多元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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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將新鄉賢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在場”的鄉賢,即本土鄉賢,他們生于本土、扎根本土,是在村民中脫穎而出的能人。一類是“不在場”的鄉賢,即外出鄉賢,從鄉村走出去,人在外心卻在家鄉,關心家鄉的發展,用新思維、新觀念、新知識和新財富支持家鄉建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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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類是“外來”鄉賢,即在農村創業建設的外來生產經營管理人才。[6]但是所謂新鄉賢,不管哪一種,都是在老百姓眼中,在某一領域做出比較成功或令人信服的業績、對鄉村有貢獻、在鄉鄰間有威望、有說服力的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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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自發成立了新鄉賢性質的鄉村治理組織,有的地方在新鄉賢的帶領下科技致富,也有的地方通過新鄉賢的工作化解了許多鄉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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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部和東部省份為例。據報道,截至2016年3月底,浙江省紹興市共培育發展村級鄉賢參事會1616個,占全市行政村和社區總數的61.79%,成員16958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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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各類資金12715.2萬元,發放困難戶慰問金1291.4萬元,引進項目資金67905萬元,提供決策咨詢2905條,收集村情民意10377條,化解矛盾糾紛2351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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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鄉賢主要由鄉村退休干部、專家、企業家、文化人士、教育衛生行業人員等構成,不管是通過黨政倡導成立、在民政部門注冊的新鄉賢型社會組織,還是積極關心家鄉建設發展的新鄉賢人士,均在各自的領域內發揮著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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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江蘇豐縣梁寨鎮黨委和鎮政府將該鎮“民情民意志愿者促進會”改組為“鄉賢工作指導委員會”,并在國內率先成立了“鄉賢工作室”,首批共推舉出102位鄉賢,平均年齡71.3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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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馬鞍山市雨山區在原有的“夕陽紅調解中心”基礎上,成立“馬鞍山市雨山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研究會”,主要成員由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紀檢部門退休干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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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章程》第2條規定“本團體的性質是學術型、專業性、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法人,由法律工作者資源組成的地方性群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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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社團、工作室、參事會等社會組織形式發揮鄉賢群體其功能是當下新鄉賢的主流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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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賢文化及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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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文化”是某一個地域歷代名賢積淀下來的榜樣文化、先進文化,是這個地域有激勵作用的思想、信仰、價值的一種文化形態。“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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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文化是一個地域的精神文化標記,是連接故土、維系鄉情的精神紐帶,是探尋文化血脈,張揚固有文化傳統的一種精神原動力。鄉賢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著鄉村治理的智慧與經驗,是千百年來促進農村和諧穩定發展的一塊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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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鄉賢的精神內核來說,應該是具備優秀傳統文化的品質,并且基于這一品質在一定群體范圍內積極發揮著重要影響力,鄉賢如是,新鄉賢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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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文化”一詞,在2016年全國兩會討論《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時誕生。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錢念孫提出,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讓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對農村發展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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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隨著加快推進實施振興鄉村戰略,必將推動新鄉賢建設,促進鄉村繁榮發展,逐漸形成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新鄉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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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文化的核心是文明的進步,是一種凝聚力,它不是靠幾個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成功人士就能構成的,況且也是不現實的。幾十年在都市生活工作,許多少小離家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生活圈已經融入了都市,這就有個愿不愿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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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要解決鄉村的文化輸入問題,怎么讓一代一代的年輕人考取大學之后,能夠愿意回到鄉村發展,愿意根植于這塊土地,而不是完全按照舊的鄉賢文化的那一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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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文化給人們描繪了一個美麗鄉村的畫圖,但鄉賢文化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注入“新”意,構成新模式,卻不是簡單的人口流動和落葉歸根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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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鄉賢的時代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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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正在歷史性地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它所體現的,乃是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等的大變革潮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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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較之古代鄉賢,角色、履責內容和影響方式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受到當下多重因素的影響,其時代特征也逐漸清晰并且仍在被不斷賦予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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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確考察和理解新鄉賢,有必要將其置入其所處的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全城鄉社會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如何在新時代、新戰略中重視新鄉賢作用,加快新鄉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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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讓社會人才與社會資金向鄉村流動,就成為我國鄉村能否振興的關鍵點,讓新鄉賢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媒介和重要力量,發揮其新時代獨特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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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與人口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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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的產生背景繞不開一個“鄉”字。鄉村是鄉賢發揮作用的陣地,不管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還是用政策文件中的“新農村”來理解“新鄉賢”,都需要將其置于城市生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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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踏步邁進,中國的人口流動達到五千年來的頂峰,與流動人口相關的鄉村概念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大量的農村人口轉移到了城市,舊時合適的鄉賢人選也在流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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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一方面鄉村范圍大大縮小,另一方面鄉賢的選任也發生了變化,還使得新鄉賢面臨的人員范圍也從單一的農村擴展到留守人員、流動人口、新市民,在地理范圍上也形成了城市與鄉村的雙重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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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除了具有城鄉雙重地理屬性外,還兼具傳統與現代雙重文化屬性,發揮著文化傳承和創新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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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時代與鄉村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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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縱深發展,鄉村的生活和鄉賢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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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大嬸在田埂邊賣西瓜已經可以掃二維碼支付,大量的家電下鄉也通過電子商務的平臺實現,大學生村官帶著村民用手機將土特產賣到國外,網絡永遠打破了舊時鄉村的封閉內環,也給新鄉賢們提出了網絡時代的價值沖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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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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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時獲取海量信息的時代,鄉村與城市的信息渠道差距幾被填平,網絡上的黃賭毒等不良信息、網絡謠言的迅速傳播、各類電信網絡詐騙、非法傳銷、邪教也通過網絡滲透到鄉村,擠壓新鄉賢發揮引導治理鄉村的空間,沖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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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供給與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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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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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進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對農村進行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建設,最終實現把農村建設成為經濟繁榮、設施完善、環境優美、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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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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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管理民主”,是新農村建設的政治保證,顯示了對農民群眾政治權利的尊重和維護。只有進一步擴大農村基層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讓農民群眾當家做主,才能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真正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也為“新鄉賢”發揮作用提供了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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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討論之際提出的“新鄉賢文化”,對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讓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對農村發展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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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治國家與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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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日益推進,法治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并且在包括鄉村治理的社會治理各方面逐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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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記制的實施降低了鄉村百姓運用司法工具的門檻,司法文書公開給鄉村基層法律工作者提供了更多法律素材,網絡法院的設置也將便利村民們在線解決糾紛。鄉村政府和各級管理組織也在更加依法規范的行使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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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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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鄉村管理的參與者,新鄉賢面臨的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和依法自治情形下的鄉村法治,對其法律意識、法律知識、法律方法和法律素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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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熟人社會的現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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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鄉賢們面對的是一個封閉式的熟人社會,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獨立的社會圈子。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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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社會的急速變遷中,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的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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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們所處的時代,兼具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特征,面臨的種種問題遠遠不是僅通過“教化”或者“長老統治”可以完全解決的,這也是熟人社會所建立的信任感,被陌生人之間新確立的溝通方式所取代的時代,新鄉賢的權威性、說服力較之從前大打折扣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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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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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農村社會資源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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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中重要的方面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這些是扎根鄉村和心系鄉村的新鄉賢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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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大力挖掘推廣鄉賢文化,深入推進鄉賢信息庫建設,加強鄉賢聯絡走訪工作,積極搭建鄉賢理事會、鄉賢調解工作室、鄉賢智囊團、鄉賢慈善基金會等平臺,鼓勵退休的官員、專家、學者、商人回鄉參與新農村建設和治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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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是“新鄉賢文化”的培育還是新鄉賢角色發揮的著力點,都可對鄉村經濟文化全方位發展起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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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通過對鄉村精英人士的“新鄉賢化”,能夠整合對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有推動作用的社會人士,緩沖個體發展不平衡所產生的矛盾,推進鄉村社會文明的逐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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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溝通農村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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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鄉賢建設的品質追求,人們對于新鄉賢文化的向往,其實反映的是對于鄉村治理現狀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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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新鄉賢”生活環境與文化背景日益受到城市文明的影響,在鄉村中是更容易接觸和接納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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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變化,使得新鄉賢們能夠在農村社會在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遭受現代社會沖擊的情形下保持理性和開明,為村民們思想行動提供正確指引,發揮其賢德的作用,架起城鄉生活的對接橋梁,將新的文化元素帶入鄉村生活,促進農村和諧穩定,減少文化變革時期的各種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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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法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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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希望有更多一呼百應的帶頭人,與更多被鄉親在德才方面、公益事業方面普遍認同的有聲望的鄉賢生活在一起,改變農村空心化、精神空虛化的現狀,讓農村的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更加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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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鄉賢文化是廣泛吸引包括在外功成名就的鄉親在內的新生力量參與的一種新型鄉村文化。應該比道德聲望,比法紀聲望,比在道德與法治層面上能夠帶給鄉村發展的物質與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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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鄉村知識文化較為豐富的群體,其接觸法律知識的機會也較普通村民更多,也更加了解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從接受法律教育的意愿來說,由國家基層政權主導的普法,對村民沒有太大實際價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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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村民只在接觸到具體的法律事件時才主動了解法律知識,求助于法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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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方面,新鄉賢們有條件、有能力利用其法律知識技能的優勢,為鄉村的法治建設和村民的法治素質提高添磚加瓦,在農村法治建設的法治理念,推進民主立法,全民普法、守法、用法,協助執法司法,提供法律服務,促進依法治理等環節中具有獨特優勢與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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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法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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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推動和保障鄉村法治建設是新鄉賢群體的一個重要職能,新鄉賢在農村法治建設中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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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在推進新鄉村法治工作中能夠承擔多種角色,利用自身的知識、身份和法律知識優勢,可以在法律解讀、法律服務、法制宣傳、依法治理、糾紛化解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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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咨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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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農村區域法治建設的領跑者,以實際行動帶領農村社會崇德向善、尊法守法。新鄉賢為農村法治建設帶來了“新理念、新力量、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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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新鄉賢參與制定涉農(“三農”)法律法規、鄉規民約的立法建言機制,[18]為新鄉賢群體在立法過程中發聲、為鄉民代言創造條件。涉農(“三農”)法律法規以及鄉規民約是農村法治建設的依據,既要反映國家治理要求和立法精神,也要體現農村社會治理特點和村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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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不斷加強和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越來越多的鄉村民眾選擇法律法規作為其重要的行為指引,這就要求新鄉賢在解讀法律、運用法律方面為鄉民作表率,同時積極準確地幫助鄉民了解法律法規,正確解讀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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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法宣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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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學法、普法、守法的模范,積極參與農村普法,傳播農村法治文化,弘揚農村法治精神。新鄉賢可以直接參與農村普法宣傳,通過言傳身教等方式弘揚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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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由國家基層政權主導的普法,對村民沒有太大實際價值。所以法制宣傳教育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新鄉賢作為鄉村精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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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溝通國家政府法治與鄉村百姓日常法律生活間的橋梁,讓法制宣傳工作在新型農村建設中體現出貼近百姓生活,“接地氣、重實效”的特點,也能夠將典型的法治案件、法治事件及時準確傳播,促進鄉村法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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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不斷加強和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越來越多的鄉村民眾選擇法律法規作為其重要的行為指引,這就要求新鄉賢在解讀法律、運用法律方面為鄉民作表率,同時積極準確地幫助鄉民了解法律法規,正確解讀法律法規,主動自覺遵守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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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矛盾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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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對于解決鄉村矛盾和民事糾紛有著天然的優勢。鄉村的日常糾紛,主要是民事糾紛,多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只要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當事人互諒互解,單獨或雙方相互放棄一些利益,達成和解,就是符合法律及其基本精神的正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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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為民排憂解難的“老娘舅”,通過情理法相結合的方式化解農村矛盾糾紛(包括治安糾紛和民事糾紛),維護農村穩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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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農村普法、司法成本和解決農村地區的執法難、執行難問題,需要發揮新鄉賢的作用,利用新鄉賢在農村的德望權威來幫助行政決定和司法裁判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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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許多地區完善暢通新鄉賢協助農村執法、司法渠道,將新鄉賢聘為人民調解員、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等,將新鄉賢的身份雙重化,有利于更好地實現新鄉賢化解矛盾的功能,促進農村地區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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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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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公共法律服務的志愿者,可以為農村特殊困難群體提供法律援助服務。鄉村法治資源的不平衡使得農村困難群體獲得法律幫助和法律服務的渠道受阻,對遇到的法律實踐一方面缺乏處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求助法律專業人員上存在經濟上和能力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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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鄉村精英人士和法律事務精通者,新鄉賢可以成為鄉村法律服務的重要補充力量,志愿參與社會法律服務,特別可在為困難群眾提供公益法律服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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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法律制度有所了解的鄉賢還可以為日常的法律服務提供指引和幫助,為向其求助的普通群眾提供法律援助服務,讓困難群眾得到更多的法治獲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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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法治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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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賢作為各行各業有影響力的鄉村賢達、社會名人,有助于促進村民依法自治,推進農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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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精神在傳統鄉村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參與社會治理,在新時代和法治建設背景下,新鄉賢對于新農村法治理念的確立,法治精神的培育,對于法治文化的弘揚,對于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成為“三農”工作隊伍重要組成部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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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新鄉賢能夠像古代鄉賢一樣發揮其德高望重的優勢,參與鄉村民主決策和村民自治,為鄉村基層治理提供智慧支持。另一方面,新鄉賢有望成為溝通基層政府和村民的橋梁,幫助村民尋求法治化的溝通渠道,促進鄉村治理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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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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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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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語辭典》,1948年重印本,第2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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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金哲:《困境與路徑:以新鄉賢推進當代鄉村治理》,《求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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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金哲:《困境與路徑:以新鄉賢推進當代鄉村治理》,《求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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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軍:《新鄉賢參與鄉村協同治理探究》,《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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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見馬永定:《新鄉賢及鄉賢組織參與現代鄉村治理的實踐與思考——以紹興市為例》,《公安學》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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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參見《新鄉賢完全調查報告》,《領導決策信息》2015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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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參見馬永定:《新鄉賢及鄉賢組織參與現代鄉村治理的實踐與思考——以紹興市為例》,《公安學》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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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菅從進等:《新鄉賢的法治認同和法律意識》,《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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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慧麗:《如何做一個“新鄉賢”》,《學術評論》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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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丕祥主編:《變革時代的區域法治發展》,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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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金哲:《困境與路徑:以新鄉賢推進當代鄉村治理》,《求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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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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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第9-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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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馬永定:《新鄉賢及鄉賢組織參與現代鄉村治理的實踐與思考——以紹興市為例》,《公安學刊——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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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菅從進等:《新鄉賢的法治認同和法律意識》,《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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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參見王春業:《論民間規范與地方立法的良性互動》,《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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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參見高其才:《村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從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中央規范性文件角度的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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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菅從進等:《新鄉賢的法治認同和法律意識》,《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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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參見談蕭:《論民間規范與地方立法的沖突及協調》,《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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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溪,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實驗中心主任,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江蘇高校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徐永偉,江蘇省司法廳調研員,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新鄉賢與農村法治建設研究”課題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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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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