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如何融匯

欄目:理論動態
發布時間:2019-06-20 23:37:19
標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如何融匯

作者:朱康有

來源:鳳凰網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十六日丙戌

          耶穌2019年6月18日

 

【導言】

 

在民間語境中,傳統文化由“冷灶”變成“熱炕”,在學術語境中,國學由冷僻孤絕到顯于廟堂,這個過程說短不短,說長也不長。是不是真的“熱”了?各家有各家的評說。但有個事實顯而易見,上世紀九十年代重新活躍于民間的國學,近年來登堂入室,被吸收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堅定文化自信”的國家意志主話語場。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甚至被理論界比喻為兩個“老祖宗”,稱二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與魂”。

 

如同佛教東來后中國歷史上長期討論的儒釋道會通問題,馬克思主義如何中國化,也是近數十年糾結于中國思想理論界的大問題,其進展直接關系到“中國夢”所需倚賴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自信。這兩個“老祖宗”的對話、互釋、融匯,究竟進展到何種地步?能不能為當前方興未艾的傳統文化熱提供坐標提示?如何回應當前爭議不斷的“文明沖突”?有沒有可能生長出一套讓不同文明價值觀背景的人廣泛接受的新話術?2019年4月,中國實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朱康有的專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正式出版,鳳凰網國學頻道主編柳理就上述問題專門采訪了朱康有教授,以下為訪談全文:

 

 

 

訪談對象:朱康有,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朱康有:從交互格義到融入血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仍需時日

 

鳳凰網國學:改革開放40多年來,大陸理論界是否一直試圖將中國的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某種融匯?過去偏重于“以馬解中”,近年來試圖“以中解馬”,這兩種路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是否獲得了理論上的突破?

 

朱康有:改革開放40多年來,大陸學術界應該說存在著這種融匯的努力。馬克思主義既屬于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亦屬于學科學術思想之顯學,與本土的中國文化傳統之比較、互釋一直都存在著。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和發展,離不開中國固有文化土壤,同時也推進了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不過,這種融匯由于實際問題的困擾和急迫,往往停留在簡單的實用對接上,還遠遠沒有達到深入的地步;盡管馬克思主義的引入確實帶來了20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社會進程的變化,但滲透進本土文化土壤、凝結到血液之中仍需時日。我個人認為,還處在初級的交互“格義”階段。

 

 

 

儒佛道三教之間的“格義”(資料圖)

 

“以馬解中”、“以中解馬”就是處在這個階段的特有方法。基于已有的知識背景和框架去理解不同的、陌生的事物,是人類認識的共性特征。如果對緣于不同文明傳統的兩種文化都十分熟悉,真正的“互釋”才可能發生。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相對掌握較好的一方內容,去臆測、揣度另一方的內容。

 

在學科分化較為精細的今天,長期單一從事馬克思主義或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免不了“以馬解中”或“以中解馬”。過去,我們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時,更多地表現為“以馬解中”,比如說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中,以“兩個對子”(唯物與唯心、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或“四大塊”(物質觀、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來挖掘自身的歷史思想文化,建國以后直到八九十年代編寫的大部分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教材以至于整體上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等都是這樣一種模式和框架。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無論是西方哲學史還是中國哲學史的編寫不再那么“貼標簽”,而重視還原哲學史及其思想家本來的真實面貌。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逐漸呈現多樣化的方法,比如“文本”的方法可能傾向于“以西解馬”,把馬克思主義置于西方文明傳統去解讀。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用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去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顯示出強烈的“以中解馬”,其最主要的成果表現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持續發展。

 

可以說,這兩種路徑在理論上都各有所獲(亦有不少教訓)。不過,在“融匯”的方面,很難說已經獲得理論上的突破,或者說真正的研究和思考才剛剛起步。我想,此中最為忌諱的是“代替”論——無論“以中代馬”(所謂“儒化×××”)或“以馬代中”都是要不得的。一些學者提出,應該一個一個專題來研究如何“融匯”,值得深思。近年來,作為執政黨高層提出的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列觀點,尤其引人注目——實際上超越了很多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學者的視野——只要不停留在宣傳層面的“釋讀”上,哲學社會科學界若能跟進深思細鉆,一定能產生較大的突破。

 

 

 

文化的四個層次

 

一般把文化分為觀念、制度、物質、風俗習慣四個層次。以此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前三個層次占據了主導性地位,在風俗習慣上似乎并沒有深入下去;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歷史上風騷獨領,而在當代的前三個層次上則不占主導性,卻頑固地保存在百姓的風俗習慣中(受到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沖擊)。顯然,我們談“融匯”,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文化要深入到民間的沃土之中,汲取營養,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被吸收到意識形態內容里,融入到生產生活中,對執政黨的文化建設和國家治理發揮應有的作用。一個是“向下”扎根,一個是“向上”伸展,才能慢慢融合起來。

 

鳳凰網國學: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得到百余年空前的重視。這能不能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提供新的理論支撐?可否具體說說?

 

朱康有:確實如此,百余年來中國傳統文化首次得到執政黨意識形態空前的重視。一百多年前,從退出體制內教育傳統(僅在個別學科中保留),到新文化運動前后,現代化在文化層面的深入反思,可以說把傳統文化打入了冷宮。不破不立,在社會革命的大潮中,人們從觀念角度的破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著迫不得已的苦衷。清掃了頭腦中思想觀念的灰塵,先進的西學以至于馬克思主義才能引進來、扎下根。但從“打天下”到“建天下”的過渡中,這一時期應該更多地注重文化上的“立”,遺憾的是革命的慣性思維使得在文化上并沒有把握好尺寸,把政治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建設完全等同起來,走過了不少彎路、歧路。九十年代最先在民間興起的國學熱潮,終于在21世紀初最高層的推動下,匯聚到執政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之中。這種重視體現在,把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定位為黨人使命,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教育全黨樹立“八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的必學內容,確立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

 

我們以前講把好共產黨人的“總開關”,那是要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信仰建立起來的;新時代僅此還不夠,還要通過學習中國傳統各家思想的精華為“三觀”乃至于上面講的“八觀”來奠定基礎。中國共產黨人不僅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根和魂,還要把民族文化的優秀部分作為自己的根和魂。你說是“兩個老祖宗”也未嘗不可。尤其是中紀委向十九大的報告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除了和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等實踐結合之外,還要和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相融合。經過一百多年激烈的“反”和“批”,現在要在更高的文明復興基礎上進行“回歸”——當然不是“復古”,而要轉化、創新。如果說一百年前,我們進入到對傳統文化的“批”和“反”是對近代化歷程反思的深層階段,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大力傳承和發展同樣是站在經濟社會發展更深層次反思的結果。文化自信作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六個“更”字說明了一切。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處在不斷的發展中。那么,這一過程與傳統文化的某種“融匯”,可否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提供新的理論支撐?答案是顯見的。我們若是把文本式的馬克思主義翻出來,用“語錄”或其中的觀點、結論對照一下現實,直接套用,那只能唬人,是行不通的。“中國化、時代化”就是要在不違背大的原則、立場基礎上滲進新的內容、新的觀點。重新發掘、詮釋傳統文化,使其成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豐厚滋養”成為可能。當然,理論上的貫通、解讀并非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外在的表現看,兩種源于不同文明傳統、不同時代的文化,從語言風格到思維方式,迥然不同。我們自然可以比較二者的相通之處,且據此斷言它們之間的相互支撐,是沒有問題的;對于那些明顯差異的方面,則不一定非要對立起來,其實恰好可實現互補——雙方都沒有的內容,正為各自所缺,理當相互補充。

 

拿“實踐”的理論來說,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基于近代工業和階級運動、科技力量、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一個重大創新,而中國傳統文化里面講的“行”、“實證”則很多情況先乃基于社會關系的倫理、道德調整的自覺踐履。側重點不一樣,是不是可以相通呢?它們都強調在實踐中特別是社會歷史實踐上要接受理論的指導,一個稱之為“社會歷史規律”,一個稱之為“人道”或“天下之道”;它們在實踐方法上,一個強調外向式地改造世界,一個強調內向式地改造自我,之間可以形成完美的互補;在實踐的效應上,一個認為脫離了異化盲目力量的未來生產能更多地體現出符合“人類本性”的“物質變換”,一個認為生產生活、追求知識都要符合倫理善性,受道德價值觀的支配,之間可以完美地協同起來;在實踐的目標指向上,追求理想社會的實現表達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一個是共產主義、一個是大同社會,但其中的共同之處毋庸多說。(“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和目標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要從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摘自《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

 

 

 

朱康有《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資源》(《人民政協報》2017年5月8日)

 

拿“革命”的理論來說,現在意識形態有兩個概念:一是社會革命,一是自我革命。

 

就前者來說,其過程包含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作為新的偉大革命的改革,側重于在政治、制度、經濟以及道路、理論、文化等社會方面的變革,這一過程自然包含自我革命的品格。

 

就后者來說,刀刃向內,革除自身的病癥,解決自身問題,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重點。漫長的社會革命并沒有結束,但新時代要把它進行好,前提是要勇于進行自我革命。

 

所以要統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甚至“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更多地強調向外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革命,即便在其建黨理論中也保持了這一特色,無疑,“自我革命”的明確提出,是“革命”理論的發展。中國歷史上不乏對顛覆政權的“湯武革命”的辯護,而其主要論及“德行”得失、轉移的歷史“微言大義”,一再將人們的目光拉向內在的考察,故自修其德、為政以德的呼吁不絕如縷(歷代統治者最終是否達到或實現為另一回事);從個體角度論述修身修心的理論達到了相當深入細密的地步,并自內而外,由內圣到外王,影響到社會事業的建立和成效——這一點,與新時代“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觀念旨趣暗合。

 

因此,無論是你講的“理論支撐”,還是執政黨文件中講的“豐厚滋養”,都可找到有力的根據,那么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接續五千年歷史文明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由此可見,理論上建構的必然性,并非完全由其內部邏輯決定,亦并非完全或由高層領導的個性喜好使然,毋寧說它更多地源于實踐中需要解決問題的“逼迫”。“革命”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對自身的革命,當代(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融匯顯得更加緊迫。

 

朱康有:“中工程”與“馬工程”還沒法比共肩“道統”不是不可能

 

鳳凰網國學:理論界有個著名的“馬工程”,您是否參與其中?這個工程對于當下無論是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者,還是研究馬哲、西哲的學者,是否有某種外在的引導性?

 

朱康有:“馬工程”從2004年啟動以來已經走過15年的歷程,正式出版涉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和哲學社會科學主要學科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專業主干課程教材大約百種重點教材。我并沒有直接參與其中。不過,這其中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編寫,“間接”也算有點貢獻。記得當時正式出版前的打印稿交到某位領導手上讓提意見,由于他并不專業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又轉到我這里來。我當時提了大概五六頁的建議和改進措施(自己也掙了幾百塊的辛苦費),后來正式出版后比照,發現基本上全部采納了。這一花費甚大的工程對中、西、馬的學者來說影響是有的:主要體現在規范化的系統教材編寫以及采用該工程教材后的教學實踐中;至于說“研究”的引導性,我覺得不能說沒有影響,但“研究”的動態性、多樣性使之相對來講要自由得多。我想,主要的波及面是受到這種內容灌輸的年輕一代施教對象——許多高校統一選用中宣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這套教材。加之近年來不斷提升“馬院”的地位、強化思政課的功能等做法,客觀上帶動了整個社會對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和學術文化滲透哲學社會科學的認知。

 

 

 

朱康有教授參加馬克思主義哲學會議

 

我之前也參與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編寫的21世紀教材《中國哲學史新編》。對于已經正式出版的“馬工程”成果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如何看待呢?我覺得還是相當不錯的。可以說,這套教材的逐步面世及大規模采用,相當程度走出了建國以來的“蘇式”教材模式——現在看,比如說八九十年代之前搞的教科書蔚為大觀,也僅具有材料的價值,很多觀點則過時了。這套教材是中國人真正用自己頭腦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編寫的,反映了從改革開放之后理論界討論教材模式革新并融納了研究探討時代問題的很多成果。

 

當然,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規范性,在某些學者的眼中這些教材可能仍不免“教條”“刻板”的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能進入教材體系建設中,有些成果可能停留在比較狹小的學術圈子(或者未來可以納入)。至少來說,要進入學科教材,應得到上下比較一致的認同。在中國歷史上,進入意識形態的叫“政統”,只是思想文化學術形態的叫“學統”,二者可以互相轉化,利弊皆有:意識形態的運用,擴大了思想文化學術的社會功能,亦有可能使其陷入僵化的危險境地;去弊興利,實現兩者良性的互動,共同肩負“道統”的使命,也不是不可能。

 

 

 

重要的是“馬工程”背后編寫教材方法論的進步(其實也反映了探索研究方法的變化)。這些變化實際上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開始了。比如說,一些院校和一些學者那時候主導的對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的“寫作”有了不同以往的表達方式——人們不再機械套用“兩個對子”的評價模式——我八十年代中期(1985)讀的大學哲學系,當時幾乎所有的教材充滿了這種“寫法”,而研究性文章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也未脫離“階級分析”的標準。我個人認為,對“史”的品評,基于客觀的歷史主義邏輯方法遠遠大于所謂“標簽式”的切割。年輕一代通過對“史”的學習,應該從中汲取什么、摒棄什么固然需要引導,但不是給他們安置好“路標”,形成自己獨立的判斷更為重要。“微言”所彰顯的“大義”往往隱藏在歷史的背后,明指反而阻礙了啟發性見解的產生。每一代人的道路都需要自我去艱苦創新式地披荊斬棘。

 

中辦、國辦在2017年1月25日其實還發布了一個“中工程”(特指《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工程”這個說法并不貼切,只是相對于“馬工程”而言,僅在本文中使用)。兩年多過去了,其中的各種舉措落地情況怎樣?用一位退下來的領導講,“以文件落實文件”也不過寥寥幾個省份,實在講不很如人意,與“馬工程”簡直沒法比。對于其中提出的“全黨動手”“全社會參與”“人人傳承發展”“發揮領導干部的帶頭作用”等要求,遠未達到“三個納入”(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納入考核評價體系,納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教學的重要內容)的地步。既沒有集合理論界力量形成權威教材體系(我連續3個年頭起草這方面的稿子,比如提出編寫教材的建議,通過實學研究會及學會會長、中央黨校王杰教授提交給政協代表作為議案反映),同時雨后春筍建立起來的國學院因無學科很是尷尬,同樣與“馬院”無法相提并論。

 

教育部早在2014年出臺《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提到“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提高,教育內容的系統性、整體性還明顯不足,重知識講授、輕精神內涵闡釋的現象還比較普遍,課程和教材體系有待完善,教師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升,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合力有待加強”等問題仍然普遍存在。一方面是最高層大聲疾呼,一方面是民間亟需卻得不到規模性支持而雜亂無序,主要是社會中間層推展甚慢、認知不足。原因或在于,長期從整體上排斥在體制化教育之外(除少數學科),尤其是社會上對傳統文化的負面性評價沒有得到根本糾正。“中工程”的實施完成時間截止于2025年,如果屆時確能形成一定的重大理論成果,我們再來探討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匯”可能更有信心。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朱康有著,重慶出版社,2019年4月。

 

朱康有:四個主要觀點說服自己為什么自信于此

 

鳳凰網國學:您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哪些個人認為最新或最重要的觀點,能否介紹一下?

 

朱康有:我剛剛出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一書,實質是中宣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2105MZD044)子課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論文匯集起來的成果(結項后又加了一些后來發表的文章出版)。提出的最主要觀點如下:

 

①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放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去認知。實質上,這個問題即使是對優秀傳統文化持正面態度的學者也沒有完全弄明白。他們認為,可以倡導傳承傳統文化,但不能進入主流意識形態中。在與學界的交流中,我逐漸認識到,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極端重要的工作,其內容并非“純而又純”,它要不斷汲取人類文明的營養成分充實、論證自己——其宣講不能停留在無意義的空洞和單調的重復上,那樣只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反感并進而拋棄。因而,“意識形態建設”是一項長期建構、不斷構建的工作,并非僅僅靠單純的“堅持”畢其功于一役。從這一意義上講,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不只是存在著可供比較的相通相融之處,它還要進入主流意識形態之中,成為其“滋養”部分,轉化為“治國理政”的操作性;反過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亦不僅僅是和當下的實踐、需要緊迫解決的問題結合起來,還應當和中華文化的精華結合起來。當然,“學統”融入到“政統”,有一些過渡環節,不一定是“直接”的方式。

 

②從正面來建構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這是實現“文化自信”的一項重要任務。“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的復興本質上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就是說,你要不走他人的路,一定要給人類探索出一條文明的新模式。“復興”,也不是走自己過去的老路,那就還要奠定于現代文明基礎上。處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外”關系非常必要。過去的“二分法”(精華與糟粕、借鑒與汲取)無疑是沒有什么大問題,只是有點過于簡化——前提是首先我們能辨識清楚。“兩創”(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化)的新提法,是對學界“體用論”、“綜合創造論”的超越。這個文化新的發展方針,不光適合對自我歷史文化資源的做法,也適合對外來文化的態度。要講清楚對哪些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可以對之“兩創”,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自信。否則,一些人口頭上“自信”,內心里卻建立不起來,即完全流于形式上的表態。我們以前對傳統文化評價錯了的,今天就要把它糾正過來,再評估其價值和智慧——話說得簡單,其實對“根深蒂固”的偏見,要進行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是一個耗費時日的復雜歷程。“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并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的觀點,它意味著我們應當有自己的評判標準。一百多年,學來學去是必要的,但學到最后,人云亦云,丟掉自己的精髓性東西,沒有自己的創造、創新就成了大問題。前些年,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就反映了這種危機意識。在當今國際化、全球化的形勢下,往往什么都容易“跟風”而不覺以為然。

 

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三觀”乃至于治國理政上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三觀”是從哲學意義上、治國理政是從形下意義上來說的。比如世界觀中的自然觀,我們發現近代科技工商業文明視野中的“自然觀”是有缺陷的,其引起的“生態問題”需要吸收天人合一的中華傳統自然觀并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統一的觀念指導下才能最終解決。又如人生觀,這本是以成就理想人格為目標的中華文化優勢所在,如果能經過發展和轉化,汲取馬克思主義“人的科學”的思想和建立在自由而全面發展基礎上的理想社會目標等精髓,必將為人類世界開創出一個不同于主要奠定在物欲文明的新世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延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揭示和自覺遵循中華民族傳承發展的歷史邏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光輝典范”,“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個自信”皆與傳統文化關聯密切,說它在當代治國理政中有建設性作用不過分吧?

 

 

 

④中國傳統美德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其價值和意義更是不可低估。一些人認為,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靠市場的“自利”標準去調節人們的行為,“道德”幾斤幾兩?還認為現代社會完全靠法制,道德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中國古代的道德具有非常廣義的內涵,甚至比我們講的“公平”、“正義”等內涵還要豐富得多。最高領導人反復倡導的修身修心之說,其實已經作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濟領域的一些亂象說明,我們不是缺乏“契約”的精神,而是丟掉了誠信的優良品質,構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誠信文化刻不容緩。有些人把法治與德治簡單對立起來,或把德治直接等同于人治加以批判;“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無所謂主輔,簡直一體。“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目標,達到了嗎?恰恰更多的情形下,重視的是才藝知識,這個大目標往往在過程中被“虛化”。因此,傳統美德的培育要和家庭、社會、學校乃至于黨風黨建方方面面結合起來。

 

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認識論的標準,將文化分為感性文化、理性文化?社會的文化建設上,往往重視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直觀的部分,比如一定程度上把文化等同于文藝(文藝有理性的成分,而主要以感性的方式呈現),注重演示性的外觀,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的理性文化除了學界圈子以外很少去關注。厚實的文化自信,首先是奠定在心靈深層的高度認同——乃自我“說服”的一種無形力量體現。不只是單純的感情認同,而是你要自己能說服自己為什么自信于此,否則極易被外在事實摧垮信心。因此,必須上升到理性自覺認知的高度來解決這一問題。無需掩飾,幾百年來我們理性文化建設質的突破不夠,從形上到形下創新不足,已經相當程度地制約了中華民族的步伐。新時代“文化使命”責任重大,“文化創造”空間巨大。

 

朱康有:從“話術”到“話道”,欲讓人廣泛接受先應自強武功

 

鳳凰網國學:您覺得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結合、融匯,重新詮釋,能不能回應當前爭議不斷的“文明沖突論”?這在國家治理上能不能為中國道路提供一套可以為不同文明價值觀的人們所廣泛接受的話術?

 

朱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實質上是來自兩種不同文明的文化融匯。盡管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進程中,這種“融匯”走過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有時甚至發生一定的碰撞,但我們欣喜地看到,兩種文化正在慢慢攜起手來,統一匯聚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下。各自的文本就放在那里,它們之間的特色將永遠保留;但“融匯”的步伐在現代條件下或將加快,這可以看作是對“文明沖突論”的有力回擊。

 

 

 

文明沖突論背景下對中國發展的種種解讀(資料圖)

 

“文明沖突論”的根底是文明優越論,美國當代提出的“優先論”就是這種論調的反映。此論調本質上與“種族優越論”相差無幾,有的國家不是二十世紀下半葉還蒙蔽在種族之間的斗爭中嗎?不過是有的走向戰爭的沖突,有的只是表現在社會生活和國際關系上而已。一直到現在,種族之間的隔閡也不能說完全消除了。多元化的全球時代,各文明體之間如何相處?我們提出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主張,就是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的新文明觀,意在超越那種基于叢林規則的零和博弈游戲。“有你沒我”,大家的日子可能都不好過;合作共贏,才能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與世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野中的“天下觀”及其國家、民族系列理念,盡管行為體的存在有差序性,但整體上可兼顧各方利益,海納百川,擇善而從,取長補短,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亦可為當今全球治理和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發。其“和而不同”的主張,無疑應當成為今日多元文明相處之首選。西方有歷史學家早已指出這一點,認為中華文明多民族國家幾千年融為一體的獨特文化智慧能為世界走向統一提供經驗。西方文化的最終目標往往指向其上帝天國的統一。與此不同,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指引一條現實之路——通過爭取人間的平等,消除外在差距和異化,達到理想社會目標。強調偉大的斗爭精神,自我奮斗,使人與自然、社會的對立消失,進入全面和諧的發展狀態。敢于向不良的社會因素、孤立封閉的私有觀念作斗爭,這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優勢,與我傳統文化中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精神可結合起來,增強刺激奮進的外部動因。

 

我們追求的并不只是一種“話術”的表達,暗含著“話道”的建構。為什么古人講“大道相通”呢?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應深入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所謂“忠恕之道”、“絜矩之道”,都是將心比心,把自己放在和別人平等的位置上,甚至按照“禮儀”的要求,自居其下,有意識地禮讓別人,立己立人,利人利己,充分顧及對方的利益訴求,使他人不得不折服。這樣一套哲學理念,誰人不能夠接受?不同文明價值觀的人們遲早會認同,“有福同享”,出現問題大家共同來想辦法,尊重共同體中每一位成員的意愿。這就打破了過去價值觀上的“強者公理”、“二元對立”等非此即彼處理方式,更適合對國際“大家庭”的治理。

 

中華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普適性,是由其生命的存在和延續、拓展,來證明其生命力的頑強。毋須旁證、毋須辯解,它們自身的歷史就是證明。欲要為人們廣泛接受,先應自強武功;“虛弱”之道,沒有人愿意聽你去紛說,因無強大的生命力作證實。然亦存在著某種說話的方式,即“話術”,將不同文明的相通地方找出來,作為理解、溝通的開始,拉近彼此的距離,增進親切感;切勿以強制、命令的口吻“言說”。“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研究其他文明的特征和內核,尊重其所張揚和禁忌的內容,多站在對方“聽”和“感”的角度,雪中送炭,急人所急。在利益的基石上,融進情理,真實親誠,逐漸在價值觀上取得一致,使共同點擴大、增多、加深。

 

 

 

展示中國智慧的世博會中國館設計(資料圖)

 

“中國道路”影響全世界。怎么樣把這條“道”走好而不引起別國的猜忌、圍堵,確實需要“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在各國民主和獨立意識廣泛宣揚的時代,再依靠武力的“大棒”漸行不通,由談判、說服得來的“公理”越來越贏得人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攜起手來,融匯貫通,同時吸納多元文明的精華為我所用,即一定能為人類的命運和前途探索和貢獻出獨特的、無偏弊的解決途徑。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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