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英才】張新民:儒家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復和重建教化體系

欄目:當代儒林
發布時間:2019-05-05 23:26:16
標簽:張新民、陽明心學

原標題:聽張新民教授講“陽明心學”

作者:范麗慶

來源:《中華英才》(半月刊)2019年第3-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四月初一日壬寅

          耶穌2019年5月5日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張新民教授 范麗慶 攝

 

2018年歲末到貴州,本是前往德江采訪一個古老的非遺項目——“儺戲”——素稱“中國戲劇的活化石”。臨近結束時,梅蘭芳紀念館劉禎館長問我:“你想不想采訪一下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的張新民院長?他是貴州國學界的領軍人物。”

 

我當然求之不得。于是,有機會見到博學儒雅的張新民教授,給我一個人講了一堂“陽明學”——明代學者王陽明官場遭貶,落難貴州,在龍場“悟道”,在貴陽講學,提出“知行合一”說、“良知”說。多年來,張新民和一批文化學者,在貴州省各級領導支持下,創辦中國文化書院,推動儒學研究,使“陽明學”成為貴州的一張文化名片。

 

在苦難中好學求知走上學術道路

 

年近70的張新民教授,出生在書香世家,父親是教中國古代史的大學教授。張新民從小就背誦《論語》《大學》《中庸》一類課蒙讀物,中國文化的血脈不知不覺流淌在生命之中。

 

 

 

1980年,張新民陪伴父親赴南京、上海等地查閱古籍整理資料留影

 

“文革”中,張新民下鄉當了4年知青,讓他體驗了中國的鄉村社會,他把自己下鄉的后寨灣,比作王陽明“百死千難”悟道的龍場。“龍場”生活教會了他動心忍性的功夫,那是花任何學費也買不來的生命的學問。

 

在那個一書難求的“書荒”年代,張新民在繁重的農業勞動之余,仍然堅持讀書,四處求書。有時候步行20多公里跑到縣城,只為借一本書。讀得最多的是小說,萊蒙托夫的《孤帆》中的個別警句,一段時間內成了他的人生座右銘。

 

 

 

青年時代的張新民苦讀中國古典書籍

 

知青生涯剛一結束,張新民父親被抄走的部分藏書,幸運地得到歸還。這讓他的年輕心靈如飲甘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就是那時候通讀的。他的閱讀速度驚人。一部《資治通鑒》,幾乎一天讀一卷,用一年時間就讀完了。

 

還在讀研究生之前,張新民就開始協助父親撰寫《史通箋注》,跑了全國好幾個大圖書館查閱資料。考上研究生后,恰好全國方志修纂工作剛剛恢復,他便轉入方志研究工作,撰寫了一部《貴州地方志考稿》。這部書稿花了他兩年多時間,每天早出晚歸泡在圖書館,通讀了近300部貴州地方志,白天抄書做卡片,晚上整理做提要。書稿后來油印成厚厚的5大冊,分贈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

 

 

 

1985年6月,張新民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

 

1985年,張新民開始在貴州師范大學任教,一度沉迷于考據,關注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由于考據文章寫得頗為老道,當時北師大的劉家和先生,居然打聽張新民是不是學界的老先生。

 

創辦文化書院,改變過分西化的辦學模式

 

張新民在貴州師范大學任教18年,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當過歷史系副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文獻學兩個碩士點的領銜導師。2002年,他調入貴州大學,創辦中國文化書院,試圖以創辦書院的方式來尋求體制的突破。這一探索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讓記者感興趣的是,書院是中國古代的教學模式,自唐代以來已有上千年歷史,今天再來創辦傳統書院有什么意義呢?

 

張新民教授告訴我,貴州創辦的書院,不是一所,而是兩所。一所在體制內,就是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另一所在體制外,是蔣慶先生創辦的“陽明精舍”。各有甘苦,一言難盡。

 

創辦書院,就是為儒家學說找一個安居之所。張新民說,書院是以導師為中心而非以課程為中心,形成了自由講學的開放風氣。1901年清廷正式頒文廢書院改學堂,書院蓬勃發展的生命戛然中止,儒學逐漸從中心退居邊緣。但是不少有識之士也在反思,完全廢除書院的做法是否合理。例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便十分惋惜書院精神的丟失;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就與他一度充任書院院長的經歷有關。我們現在也在反思中國教育的缺失,教育生態應該多元化。完全由國家包攬教育,不利于民間社會自治機制所激發出來的創造性生機。我們創辦書院,不僅是要綿延中國文化的精神命脈,更重要的是要改變過分西化的辦學模式,做到知識教育與價值教育互動,專業培養與人格成長并重,將久違的人文精神世界重新召喚回學校,重建更能代表華夏民族宏大氣象的學統和道統。

 

2011年5月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在貴州調研時,曾經到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視察。當時,師生們正在舉行“溪山論道”讀書會活動,話題是:“我讀《大學》——以‘五四’精神解讀‘修齊治平’的當代價值”。習近平一行輕輕地走進教室,坐下來聽同學們的發言和老師的點評。討論結束后,習近平與大學生親切交談。他說,很高興在這里看到了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博學講壇,今天師生們在這里學《大學》,并且以“五四”精神解讀它的現代意義、時代精神,別開生面。習近平還說,學習國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它當古董擺設,也不是食古不化、作繭自縛,而是要變成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當時還是2011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明確地釋放出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信息。這給張新民和文化書院的師生們帶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清水江文書”研究拓展新的學科領域

 

張新民從事文化研究是從研究地方志開始的,迄今已有近40年的研究經歷。他認為,從鄉土社會認知解釋中國,是值得重視的一條學術道路。最近,他參與主持出版了80冊的《赫章彝文古籍合集》,是多年關注鄉邦文獻搜集整理的結果。

 

在這方面,讓他付出最多時間和精力,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是清水江流域民間契約文書的考釋與整理。

 

 

 

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開題論證會上,張新民教授作為課題首席專家作主旨發言

 

對于一般讀者而言,“清水江文書”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而在學術界,它已成為“世界級的人類記憶文化遺產”。“清水江文書”,是從明末清初到20世紀50年代,貴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人民經營林業貿易的民間契約,目前至少有10萬件遺存于民間。其數量之豐厚已超過了“徽州文書”。張新民認為,“清水江學”有望成為與“敦煌學”“徽學”鼎足并列的國際性顯學。

 

10多年來,張新民跑遍了黔東南各個縣,深感清水江文書是鄉民社會生活的重要原始實錄,每一份文書后面都站立著活生生的人,有著活生生的故事。出于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專業判斷,他一直堅持整理考釋清水江文書,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呼吁搶救和保護這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

 

目前,“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已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立項,首批《清水江文書·天柱卷》共22冊也已公開出版。以貴州本土學者為中心,形成了一批全國性的研究隊伍。貴州學者已先后拿到20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出版或發表的研究成果數量相當可觀。

 

對此,張新民并不自滿,他說,“清水江學”的學術研究工作才剛剛起步,未來的發展前景十分誘人。我只是為他人開山鋪路的一塊石子,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行走在寬廣的學術大道上。

 

兩岸在儒學研究中應該有相互了解和尊重

 

2014年年底,“港臺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輝教授,發表《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一文,引起大陸學者熱議。對于李明輝先生的抱怨,張新民教授有什么看法呢?

 

 

 

2014年12月19日,張新民(前排左三)在緬甸蒲甘參加中國、緬甸、印度佛學研討會

 

其實,張新民當時就在深圳出席“經典經學與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了主題發言,還主持了閉幕式。他聽到了李明輝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

 

張新民認為,李明輝先生對大陸新儒家的批評,表面固然十分理性,暗中仍藏有意氣和門戶之見。因為近年來大陸學者批評牟先生的很多,主要不在于他所提倡的“生命的學問”,而在于他的學說建構過于“思辨化”即“西方化”。張新民說,我理解李先生維護師門的內在心境,但不愿看到儒家內部干戈相向、自貶自損,兩岸學者在儒學研究中應該有相互了解和尊重。

 

李明輝先生認為“現在臺灣不再講政治儒學,那是因為它已經成為現實,再也不用特別提倡”。張新民認為是有失妥當的。人類的政治生活一天不完善,就一天需要尋找對治和解決的方法,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弊端,即使西方自由主義者也在展開各種內部的批判工作。譬如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美國的不滿:尋找公共哲學的美國》一書,就多方面地反思和批判了現代民主制度的弊端。民主制度的建構決非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儒家積累了上千年的政治智慧,當然可以再次激活為現代政治批判或現代制度建構的重要思想資源,重新在面向未來的社會中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

 

拯救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空虛危機

 

宗教沖突至今依然是一個世界難題,今天也有學者將儒學視為一種宗教。怎樣看待這一說法,儒學研究的復興有什么現實意義呢?

 

 

 

2016年4月23日,張新民教授在浙江湖畔大學講學

 

張新民教授認為,儒家在歷史上長期處于中心的位置,滲透于社會法律倫理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說是一國民族之“國教”。但儒學從來沒有任何排斥或壓抑其他宗教的意圖,從未像西方一神論宗教的排他性。16世紀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傳教,便大為驚詫中國的宗教氛圍竟然如此寬容。當時基督教之所以能夠與儒教和平交流,也得力于已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儒教的包融精神。儒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嚴格組織化的宗教,但卻有著西方宗教意義上的超越精神。我們如果尋找一種能夠包容一切宗教信仰的主流意識,重新建構能代表國家精神的象征符號,同時又尊重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維護社會空間多元宗教并存的秩序格局,目前只有儒教可以充當這一角色。

 

張新民認為,儒家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與其他宗教爭地位,而是如何恢復和重建教化體系,其中包括讓經典閱讀活動重新進入課堂。因而需要開展大量扎實嚴謹的學理研究工作。儒教無論作為宗教或哲學都有自己極為獨特的性格,它長期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發揮著支配的作用,但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樣走組織化、建制化的道路。歷史上的儒教從未因信仰問題與其他宗教發生過你死我活式的沖突或戰爭,反而以包融的方式形成了涵蓋整個東亞的儒教文化圈。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完全可以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主導力量。

 

張新民說,現代中國與物質繁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精神空虛,士林學風的敗壞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重新復興發展儒學,也是拯救現代人的精神空虛危機。

 

創辦全國第一家陽明學研究刊物

 

在采訪中,張新民院長一直試圖用最簡潔的語言,讓我領悟“陽明學”的精髓。他還送給記者一本由他主編的《陽明學刊》。這本大型學刊目前已經出版了第八輯,其中有一個“國外陽明學研究”板塊,收錄了日本學者大場一央和德國學者大衛·巴托識的兩篇論文。

 

令人贊嘆的,不僅僅是他在辦刊中,從組稿、出版到經費籌集所付出的辛苦,而是他竟然敢于在王陽明受到批判,傳統心學學派被打入冷宮的年代,創辦這樣一本陽明學研究刊物的勇氣。如今,“陽明學”由冷變熱,他是直接的推動者。

 

記者問張新民教授,后世對“王學”即“陽明學”的批判也不少,比如從清初開始就有人指責“王學”空疏。您認為陽明心學最直接有效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2017年11月18日,張新民教授(左三)在北京“喚醒良知真學實修”第二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上,榮獲“國學傳承獎”

 

張新民說,王陽明與朱熹一樣,都是直接上承先秦孔、孟道統命脈,重塑華夏民族精神的重要歷史人物。王陽明是在殘酷的政治迫害環境中證悟生命真理的。不幸的是,明朝的覆滅影響了“王學”的發展,陽明心學自始自終未成為官學,批評“王學”的空疏成了清初的話語主流。王門后學特別是“現成良知”之說的確存在空疏弊病,但從陽明自身的學問宗旨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跡看,王門后學的空疏未必就是“王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當在更深廣的“三教合一”的整體歷史背景下挖掘其深層原因。

 

王陽明以他一生的“行事”,見證了本體與工夫互動的重要,他在不斷的生命實踐活動中,或者從工夫證入本體,或者從本體開出工夫,最后歸納總結為同時兼顧本體與工夫的“良知說”,代表了他一生追求光明人性并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顯得極為殊勝的智慧結晶。今天我們發揚“良知說”,同陽明當年一樣,也有積極意義。

 

今天的現實生活,功利荼毒人心,“良知學”可以直接啟發人的本心本性,做到“知行合一”,從而改變今日戾氣彌漫的社會病態現象。維護人的尊嚴,維護人的權利,永遠是我們的價值向往和目的訴求。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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