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明儒商學院一期班開講,廖恒副教授作《治生與文教——從唐蔚芝先生說起》主題講座

欄目:會議講座、演講訪談
發布時間:2019-04-08 18:53:28
標簽:唐蔚芝、教化、治生

原標題:治生與教化——從唐蔚芝先生說起

作者:廖恒

來源:“欽明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九日辛未

          耶穌2019年4月4日

 

 

 

2019年3月30日,欽明儒商學院一期班在綿陽網贏云創咖開講。30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廖恒老師作了《治生與文教——從唐蔚芝先生說起》的主題講座,為儒商課程的第二場學者講座。是日春風和暢,師生講學切磋,其誼益長。

 

頹世何為?在振興商業

 

“我認為唐文治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先生在開創中國近代的商業、大學等方面都做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我們今天以治生(商業)與文教(教育)為題,來談談理學學者唐文治先生在中國近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是如何開展這些開創性事業的。”30日上午九時許,廖恒老師開講《治生與文教——從唐蔚芝先生說起》,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學者一般都重視道德教化,以義為利,對商業不甚重視。但唐文治先生不同,在其任職商部時,主持了不少使得中國近現代商業能走上發展正軌的奠基性工作,這是唐文治先生深知國事頹唐后,面對國族存亡的理性選擇,惟有變法才能國強。

 

 

 

具體而言,在經歷了庚子國變后,唐文治先生選擇了變法救國的道路。在與各國議和的談判期間,唐文治先生游歷日本、歐洲、美國,充分了解各國現代文明各方面所長,作《奉使日本記》《英軺日記》記錄西方制度和現代建設,同時學習俄文。1902年,清政府設立商部,唐文治先生任商部左侍郎,主政商部,后官至農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書,掌全國農工商政。在任職商部期間,定商政宗旨為保護商民,開通商智,厚結商力,體恤商艱,培植商家元氣,減輕擔負,不苛擾、不干涉為主要。商業改革實操中,唐文治先生主要作為是:

 

一、擬定和頒布《商律》,效仿國外商法,尤其是日本《商法典》,此為我國有商法之始。

 

二、設立商會,北京首設,唐文治先生蒞會演說,闡明商務為國家命脈,“從此商人乃知相互團結”,后推廣于上海、漢口等處,此為中國有商會之始。

 

三、推行商辦鐵路政策,吸引僑商在全國修建鐵路。

 

四、鼓勵商人、工匠積極參加世界博覽會,由朝廷給以扶持鼓勵。

 

五、設儲才館,選拔人才學習外語,通曉中外政法條約。資助張公權等出國留學,學習貨幣銀行學、政治經濟學,歸國后均發揮重要作用。

 

六、主張通商實邊,充實東北、西北邊疆。

 

廖恒老師認為,回顧歷史可以知道,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商人一直被塑造成唯利是圖的形象,長期不被主流所認同接納,如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那種尖酸吝嗇的形象,又如近代歐陸曾歧視經商的猶太人。在歷史上,流亡在歐洲的猶太人只能做“低賤”的買賣,如德國法律規定猶太人不能擔當公職。到希特勒時代,德國主流社會還是會認同經商是逐利的、不勞動的偷懶行為,商業發展對于德國固有價值會有所敗壞等,這些都可能成為納粹排猶、乃至屠猶暴行的觀念基礎。所以說歷史上,無論中西,商業與商人獲得正當性與被主流接納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唐文治先生當時而言,游歷西方后,他就認識到商業的重要性,認為商業繁榮可以通天下之利,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過程中須要振興商業。

 

以上這些措施,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都不為過時,其中大多仍為現代商業發展題中應有之義,可見唐文治先生雖非專治經濟學者,但其對商業的認識極有見地,并身體力行,為我國近代商業發展開辟了系統可行的正確道路。

 

國家何新?在發達教育

 

 

 

1907年,唐文治先生丁憂,守孝三年。后出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掌校十四年間,唐文治先生印行《高等學堂道德講義》彰明教育之本,又基于中國近代化轉型之必需,作《學校培養人才論》,闡明停科舉后,人才培養系于新式學校之義。從系科、學制、教學等方面引進國外先進經驗,直接采用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學教科書,聘請西人學者、留洋歸國者任教,并將本校學生送出留洋。如1916年,清華在全國招考庚款公費留美學生10名,交大學生中榜5名,占全國錄取名額50%。唐文治先生主政期間,讓我國工學領域不少學科處于世界一流水平。

 

廖恒老師認為,教育由文科學者來主導的優勢在于其超越時代的眼光與以德行立人的卓識,應該恢復文科學者興辦教育的傳統。如德國柏林大學為第一所現代大學,其創辦人威廉·馮·洪堡是人文學者,他創立了現代大學建校的“洪堡五原則”,后還被哈佛大學作為建校原則效法,可以說“洪堡五原則”奠基了整個現代大學教育的基本觀念。中外很多了不起的現代大學都是文科學者創辦的,唐文治先生不一定懂自然科學,但能抓住教育是培養人、塑造人的本質,揆一應萬,挺立精神,大學教育才能有靈魂。

 

辛亥革命后,唐文治先生改校名為中國南洋大學堂,要求“全體師生員工要以堅定毅力維護新中國,本校將來須成為中國第一大學”。自唐文治先生開始,教職員和學生一一剪辮。并附名伍廷芳等請求宣統皇帝遜位電稿,嘆曰“人才不用,國運盡矣”。對此,《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記王祖畬、沈曾植對弟子唐文治的列名深為不滿,唐文治先生自述此事后”數月,俄王尼可來不從,為國人槍斃。孤臣耿耿之心,當可白于天下后世矣!”唐文治先生與其師同為儒家學者,在當時都屬于保守派,但政治立場與選擇策略有所不同。與同時代以身殉文化的王國維先生一樣,唐文治先生也看到了革命會摧毀以倫理綱常為核心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大趨勢,不同之處在于唐文治先生選擇一方面興辦現代大學,為國家作育急缺人才,以待文明再興;另一方面又創辦國學專修學校,接續文脈,維系人心。故而盡管北洋政府請他出任工商總長,但他拒而未從,堅守教育。

 

廖恒老師認為,教育之所以能興盛,還在于有共同的文化土壤。當時唐文治先生一心辦教育積累國本,也有不少外援助力。如洋務派代表人物盛宣懷作為南洋公學的奏請設立者,由他創辦的招商、電報兩局發動眾商捐贈,為建校提供了基本款項。盛宣懷是洋務重臣張之洞幕僚,后創辦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干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范學堂南洋公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以及中國紅十字會等。盛宣懷與唐文治先生配合一向很好,但面對這樣一位“金主”,唐文治先生也不會因私廢公,有所偏袒。如唐文治先生致函盛宣懷,言歡迎其侄孫由徐匯公學轉入,但因其英文根底過淺,需先入小學,畢業后方能遞升中學,并讓其到小學進行插班試驗。盛宣懷亦能不以之為意,依然全力支持南洋公學發展。可見當時之人,對于公私義利有共識,不以私害公,這是社會有共同的文化土壤的體現。文化土壤對于人與人之間實現相互理解、維系社會公道有著根基性的作用,唐文治先生與盛宣懷之事,我們現在可能很難想象了。

 

 

 

1920年10月,唐文治先生以目疾和父親年邁,辭去校長職務,歸居無錫,錢塘施肇出資捐助,創辦國學專修館,托陸勤之延請唐文治先生出任館長,唐文治先生欣然接受,訂立《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有躬行、孝弟、辨義、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挽救世風十條。專修館按傳統書院規制建立,《學規》言“吾館為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以“正人心,救民命”為主旨,認為“吾輩務宜獨立不撓,力挽頹習,秉壁立萬仞之概,不為風氣所轉移,乃能轉移風氣,有以覺世而救民”。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說:(唐文治)為余生平所遇一近代中國典型人物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淪陷,唐文治先生在學校膳堂懸掛《膳堂銘》:“世界龍戰,我懼淪亡。臥薪嘗膽,每飯不完。”并親送赴南京請愿出兵抗日的國專學生至校門以示支持。

 

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國進入全國性抗戰。無錫頻遭日機轟炸,國專師生在戰事中艱難行課。國專決議遷校湖南長沙,一路極為艱辛和危險。唐文治先生時年七十三,雙目俱盲,西遷途經株洲,師生四散,僅數人在側,先生于曠野中命學生席地而坐,吟誦《詩·小雅·何草不黃》“兕虎”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聲淚俱下,諸生動容。此節與《史記·孔子世家》子厄于陳蔡之間頗多可對看處。

 

 

 

蘇州大學唐文治書院

 

廖恒老師認為:唐文治先生應邀創辦國學專修館,以之為晚年事業,“思居家講學,平生之志”,是出于認定本國文化是立國之本的洞見。唐文治先生言:“橫覽東西洋諸國,靡不自愛其文化,且力謀以己之文化,擴而充之,深入于他國之人心。而吾國人于本國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禮儀,修己治人之大原,轉略而不講,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風,豈僅武力哉!吾為此懼,深恐抱殘守闕,終就湮淪。”文化乃一國立國之本,是培養國民認同感、歸屬感、向心力的土壤,對任何群體、組織而言亦同樣如是。唐文治先生在上海交大即設立多門國學科目,后創專門學校,是為了存續共同體的文化根基,保存文明精粹。在此應對國民性持正面的理解,中國是禮儀之邦,詩歌之邦。禮是德性修養在行為的自然體現,詩教是滋養人心的源頭活水。唐文治先生重視德行立學,以四書五經為教,培養學生為君子,爾后學生又為老師,再培養學生,如此文化方能薪火相傳。道德心性的培養和塑造是君子之學,是萬世開太平的人才之所系,此是無錫國專與現代大學教育只重視專門化、知識化的人才培養的根本區別。

 

唐文治先生一生的成就離不開文化土壤的滋養,文化土壤是國家所由是的基礎,也是我們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與制度的基礎。廖老師總結到,作為理學家的唐文治先生,正是傳統儒家人物面臨千年未有大變局而有所作為的典型代表,可見儒家學問可以培育人形成對事物的根本性見識,以超越時代的經驗迷霧,做正確的利國利民之事。唐文治先生致力一生的所謂國學,與其他學問對言,是立命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的學問,是建立國家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最后,以一段記錄唐文治先生氣象的文字來結束今天的講座:

 

“唐校長工夫,全在一‘敬’字。端坐終日,毫不傾倚。貌極溫和,言極懇摯。無論何矜才使氣之人,一見即嗒然若喪,足見理學之力甚大。人無智愚賢不肖,未見有非議者。以此知誠能動物,非虛語也。”

 

 

 

唐文治先生所書對聯

 

問答環節

 

問:唐文治先生制定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有“針對熱心愛國之激動,重拾宋儒治心之法”,怎么理解?以及“治心之法”是什么?

 

答:學生的熱心愛國之激動,是大變革時代中的常情,然學生之為學生,學業有成即是愛國的真正落實,而非單純的愛國激情的泛濫。如在五四運動期間,唐文治先生多次電請北洋當局“諒其愛國熱忱,勿加苛責”,但也憂慮學運造成教學不靖。又如在新文化運動之時,舉國思想激蕩、論辯蜂起,唐文治先生不參與任何論戰,而是辦教育,育人才,釋經書,續文明,這是最切實的工作。可見任何事業的成就都只能基于踏實的努力,一時激情是不牢靠的。唐文治先生治心工夫也是一輩子身體力行的,我們從他的修為氣象就能體會到。作為學生而言,心正氣平才能德業有進,不像風中浮萍一般被事變流俗所裹挾,踏實積累,挺立人之為人的根本。宋儒治心之法,簡單而言就是以正面、積極的格致和修養工夫去攻破內心的陰暗面,擴大自己光明積極的心地,如《大學》所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修身工夫。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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