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經學與經學史工作坊”在岳麓書院召開,以“國學與經學”為核心主題

欄目:新聞快訊
發布時間:2018-12-04 21:31:08
標簽:岳麓書院、經學、經學史

原標題:“第二屆經學與經學史工作坊”在岳麓書院召開

來源:岳麓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耶穌2018123

 

 


20181124-25日,由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主辦、岳麓書院歷史系承辦的第二屆經學與經學史工作坊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召開。浙江大學桑兵教授,中山大學關曉紅教授,清華大學戚學民教授,四川大學王東杰教授、張循教授,中華書局歐陽紅主任,東海大學陳以愛副教授,中國社科院彭春凌副研究員,北京大學陸胤副教授,中山大學於梅舫副教授,暨南大學李旭老師,華中師范大學吳柱老師,廣東工業大學陳欣老師,岳麓書院姜廣輝教授、肖永明教授、吳仰湘教授、楊代春副教授、青山大介副教授、余露老師、陳峴老師、許超杰老師、蔣鵬翔老師、馬濤老師以及《學術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戰線》相關專業編審等三十余位學者、專家,以“國學與經學”為核心主題,展開了熱烈的學術研討。

 

開幕式上,吳仰湘老師代表主辦方岳麓書院對各位學者、專家的到來表示歡迎,也對本屆工作坊深表期待。桑兵老師對“經學與經學史”工作坊緣起、本屆主題作了簡要介紹,并對未來十年“經學與經學史”工作坊作了殷切的展望。

 

簡單的開幕式后,正式進入主旨報告。姜廣輝老師首先作了以《春秋爭霸與大國盛衰的歷史啟示》為題的主題發言。姜老師提出,中國古代的經學不單是書本上的學問,更重要的是一種經世致用的歷史資源。在當今國際局勢與國家發展的現狀中,讀經、治經可以為國家發展出謀劃策。姜老師以春秋時期為例,通過對春秋大國爭霸、結盟的討論,提出我們要研判當前世界形勢,促進中國更好的發展。姜老師的研究對經學的經世致用提出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現實維度與案例。

 

 


桑兵老師以《國學形態下的經學》為題,對晚近以來傳統經學解體而轉為國學、中學的情況下,經學及其研究如何可能予以探討。桑老師首先提出了國學形態下有無經學的問題。隨著傳統的四部之學轉變為西學分科體制,中國傳統學術轉變為分科之學下的國學,如何安放經學,以及經學如何在分科體制下延續,都成為了必須面對的課題。而隨著經學神圣性的消解,在國學形態下,經學地位不但下降,更是出現無處安放的問題。與之相應的是,在國學形態下,經學的治法也需要隨之而變。而經學治法的變化,也指向了傳統經學的消解,最終仍導向國學或者說西學分科體制下,經學如何存在的大課題。

 

桑老師的主旨發言從中西大背景下對經學的現代轉型與存在可能作了深入的探討,可謂本次工作坊討論主旨之凝練。在晚近國學形態下,如何處理經學,是當前經學與經學史研究必須面對的課題,也是本次工作坊絕大部分論文的核心議題。

 

隨著西學的進場,傳統讀書方法也隨之而變。陸胤老師以《“數日可了”?:晚清今文經學與近代中國讀書法的變革》為題,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中心,對晚近讀書法的轉變作了剖析。與傳統讀書模式不同,康、梁等人“專以速化誘新學”,更注重傳統經史之外的“口說”,從而引起“經文”與“經義”之爭。無論從讀書法,還是所讀書的內容,晚近都與傳統之學有了非常大的區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舊學的解體與新學的開啟。

 

陳以愛老師《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對1920年代以胡適為核心,以北京大學文科教授為主體的“整理國故運動”作了深入的探討,亦可看作是舊學的進一步解體。在西學分科進入中國、新文化與傳統學術相對立的情況下,經史由“學”轉而成為“國故”。在這場“整理國故”運動中,“經史之學”轉而成為“國故之學”,傳統的經史之學隨之正式瓦解。

 

學者都無法超脫時代而存在,作為中西變局中的學術聞人,康有為、章太炎可以說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但都在探討中西變局下的中國學術問題,也都對經學的近代轉化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面對西方與西學,康有為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以應對時局,但康氏二考與廖平《辟劉篇》《知圣篇》之糾葛卻尚未解決。吳仰湘老師《重論廖平、康有為的“學術公案”》一文重新董理廖、康交往、著述源流,通過對一手史料的解讀與梳理,指出康氏并未見到廖平二篇,所謂抄襲就更無從說起。從而厘清康、廖“交涉”的始末與真相,對這樁虛懸百年的“公案”作出了裁決,也為進一步研究康、廖的學術思想清理了迷障。

 

而彭春凌老師以章太炎《儒學真論》為核心,作了以《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為題的報告,對章太炎學術中的西學影響作了深入的探討。她認為章太炎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為“以天為不明及無鬼神”,而這是受西方進化論等西學影響,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為知識基礎的。就此而言,章太炎的儒術新詮,無疑體現了中西之局中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動態圖景。

 

也是在新學的影響下,新舊交替之際的汪鳴鑾也在試圖探討一套溝通中西的教育模式。戚學民老師《汪鳴鑾論經學與國學教育》從汪鳴鑾手稿本入手,對汪鳴鑾的經學與國學教育作了分析,對晚清到新中國新舊教育轉型作了個案研究。

 

但并非所有晚近學者都在“趨新”,蘇輿作為傳統學人,就不能認同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陳峴老師《試論蘇輿對董、何“三正”說的批評與詮釋》指出,蘇輿從《公羊傳》“通三統”與“存三正”入手,通過對董仲舒、何休對“以《春秋》當新王”的不同詮釋,指出董、何之異,否定何休以降今文家的“黜周王魯”說,進而批判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

 

與蘇輿相似,曹元弼作為清遺民,亦可謂“守舊”之典型。許超杰老師《再造人倫:曹元弼<春秋>學中的傳統與建構》一文從曹元弼對康有為“孔子改制說”的批判入手,提出晚近大變局的產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學者破壞了中國的傳統人倫。曹元弼認為要走出中西困境,就需要回到《春秋》,借由《春秋》以正人倫、再造人倫。

 

雖然身份不同,但與曹元弼相似,作為近代學者的錢穆,也對傳統懷有極大的敬意。陳欣老師在《猶有可以興國而保種之效乎?——<國學概論>與錢穆創新文化的路徑及底蘊》中提出,錢穆認同“新文化運動”,但對“新文化運動”中惟“求一快以為快”不以為然,進而提出自己應對時代變局的答案,即“國學”張、“國性”揚,則斯人與斯國終將立足于斯世。《國學概論》即在張揚國學與國性,并最終歸結于陽明學。

 

於梅舫老師《“經學”與“心學”: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宗尚、脈絡及旨趣》一文可以說是接著陳欣文在談錢穆的文化旨趣。於文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核心,提出錢穆此書之脈絡與宗尚,即識宋學之真、辨清學之新局、揭“崇朱黜王”之心術,最后結穴于晚近“全盤西化”的時代變局,從常見書中抉發出新意。

 

曹元弼、錢穆或可謂舊派、或為新舊之間的學人,其所持守者或可謂之“傳統文化”,但李旭老師卻從新派學者之代表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抉發了所謂“新派學者”的“舊文化”。李旭老師指出,“三綱五常”在晚近已日漸難為時人所厭服。在此世局中,王國維從甲骨文入手,撰寫《殷周制度論》,從而推原、論定周公制禮作樂的情勢與用心,進而重新確立經學的新基礎。而王國維自沉后,陳寅恪為其所撰《挽詞序》則接續王氏之說,并補充中古、近代的常與變,從史學層面揭示經學層面的核心,即將“三綱五常”歸之于中國文化的恒定內核,并最終抽繹出“獨立自由”之義。也就是說,王國維、陳寅恪是以舊文化開出新境界。

 

學術從來不是依據朝代割裂的,論晚近學術,有必要回溯此前的學術發展。時文作為明清科舉文體,與經學息息相關,張循老師《明末清初的時文與“古學”》即對明末清初科舉時文的研究。張老師從明末時文選家與時文風氣、明末時文的“傳統化”以及明末時文文化的整體性格等方面對明末時文作了整體探討。

 

吳柱老師《<春秋>淵源論稿——古<春秋>二體論》更是追溯春秋戰國時期《春秋》的兩種體裁,追問孔子是否作《春秋》以及如何作《春秋》,將經學追溯到作為源頭的孔子。

 

晚近的中西之變局,毋寧說是東西之變局。作為東亞傳統文化圈的日本,也同樣面臨著東西之變的問題。青山大介老師《明治五年的經學教育的實例——以安井息軒<家塾明細表>為切入》即對晚近日本經學教育的轉變所作的研究。根據《家塾明細表》的記載,闡明安井息軒經學教育的特點就是引入西學,將西學與中國思想整合,重新回到十三經,是為日本近代教育與文獻考證學的前奏。

 

25日傍晚會議討論正式結束,余露老師主持閉幕式。閉幕式上,吳仰湘老師對對本次工作坊主題明確、論題集中、討論熱烈的研討模式予以充分肯定,也期待未來的研討會能有更多學者參與、作出更為深入的討論。桑兵老師提出下屆工作坊的主題,并對下屆工作坊召開表示期待,希望工作坊能一直延續下去,更趨成熟。

 

責任編輯: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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