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占山為王:儒者需拒草寇理念——回應陳明

欄目:批評爭鳴
發布時間:2018-08-16 20: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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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

作者簡介:任劍濤,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四川蒼溪人,中山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著有《倫理政治研究——從早期儒學視角的理論透視》《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儒家倫理及其現代處境》《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國家如何避免衰敗:比較政治學札記》《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等。

 

原標題《占山為王:儒者需拒草寇理念》

作者:任劍濤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六庚辰

          耶穌2018年8月16日

 

拙作《當經成為經典》出版座談,承大陸新儒家數位朋友出席,隆情高誼,令人動容。近見陳明兄將其發言做了系統修訂,以《鳩占鵲巢:自由儒學質疑》為題,交由“儒家網”刊出,讀來頗受教益。同時亦心生感慨,與陳明兄真話、真誠相見。

 

與陳明兄相交20余年,一向佩服他想象力豐富,天馬行空,思緒飛揚。只要一個辭藻掉進他的思想世界,那就逃不出他的個人定義圈套。他令人驚異地將“經”定為“標準、尺度與規范”,把“經典”定為“教材系列的文本”。只需查查詞典,便知理解明顯有誤:


經者,由權力與文本統合而成,權力保障是前提,文本蟄伏于權力中。經典者,人類之基本典籍、價值之重要源泉、行為之規范根據。與宗教、傳統、哲學緊密相連的“權威性”,是“經典”的基本特質。陳明兄將經典定義為教材,實在獨出心裁、匪夷所思。

 

陳明兄極力為儒家重獲權力支持呼吁,多年奔走,令人感動。一旦有人呼吁儒家典籍脫離權力,他便勃然大怒,不顧概念所指,力斥論者,信口所言,讓人腦洞大開。知者可見,誰在為儒家釋放現代活力努力,誰在驅儒家至權力死地。論者有言,“大陸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正是由此申言,言儒家者不可不慎。

 

“作為一個儒者”,這是陳明兄對自己的定位,這也是一個頗為可疑的自認。

 

從常年為儒家奔走呼號來講,陳明為儒。處在現代,自認與他認至為關鍵。自認,包括言者自認與圈子相認。他認,是跳出山頭,為眾所公認。眾所公認,不在價值自白,而在價值宣示確當與否、實踐方案合規與否、現實感切中實際與否。

 

陳明兄的價值宣示,長矣久矣。但支持理由,歷來蒼白。

 

身當“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確實應當立定人類基本價值,全力尋求理性出路。儒家正是這類價值的供給者。但儒家從來拒絕固守一隅、頑冥不化,盡力應時而變、重建秩序。因此,以孔子奠定的應時進取、損益可知原則,以及確立的文質相稱、仁德唯尚準則,是為儒家的基本精神。后起任何儒者,都不能切斷這一源頭,而去孟荀、仲舒、宋儒、近儒那里找一時的靈感,且以儒家流變立教,撇開孔子而徑行判教。如此觀之,陳明兄的儒家立場,價值宣示有余,系統確證不足。

 

陳明兄斷定我以宣告儒家為古典、為意識形態,因此認定儒家終結。此論純屬他強加,絕非我的主張。

 

在拙作中,一者,儒學恰恰是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活水,何曾斷言其為已死的古典?在儒學史上,古典與現代的源流清晰可辨,這是儒學自身的歷史演進。古典肯定不會死,現代未必即是生。言儒家屬于古典就死,恰恰是陳明兄無視儒家歷史演進得出的結論。

 

二者,漢后儒家,確實具有古典意識形態特質,且政治與教化的高度合一,有目共睹。為之啟蒙,既不等于將儒家降格,也不等于將儒家典籍視為“教材”。儒家有何作為,端賴儒者展現人類情懷、博大胸襟、深厚學養、精思明辨、現代創制。儒家的自我啟蒙,是其現代轉變的必須。陳明兄對啟蒙的驚懼,乃是對現代的排拒,乃是對儒家脫離權力的恐慌,乃是對思想市場的畏懼。儒家典籍在現代大放異彩,前提正是積極參與思想競爭。

 

陳明兄拒絕反思漢后儒家與權力的糾纏史,其諱疾忌醫之態,顯與原儒批判精神背道而馳。


大陸新儒家向以“回到”某某表其主張,但很少誠懇表示回到孔子。不回到孔子的歷史批判、不回到孟子的權力批判、不回到荀子的現實批判,只是一味吁求回到儒家切入政治權力且為權力所用的狀態,豈能堅守原儒立場?

 

更令人詫異的是,陳明兄將儒家的理想政治“硬著陸”于中國政治現實,指認中國早已已由儒家理想主導。朱熹所謂“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的斷言,陳明兄不曾惦記一二?儒家理想必須明確批判政治現實,才能引領中國政治健康前行。


儒家必須經歷一場自我啟蒙:

 

——啟蒙就是要啟“現實糟蹋理想”之蒙,

——就是要啟“偏執遮蔽事實”之蒙,

——就是要啟“獨斷拒斥寬容”之蒙。

 

一個自陷于政教合一迷蒙的儒家,豈能坦然面對原儒而不汗顏?!

 

陳明兄深陷于古今、中西、左右的迷執而不能自拔。他將自己對峙古今的思維強加于人,將中西置于不可調和的定勢,并循此抨擊他標定的自由主義。這是令人堪憂的僵化立場。他的評論心思,顯然不在求真,而在將論友推向論敵,進而樹為靶子,癡迷擊中靶心的快感,揮去了他擇善而從的意愿。

 

陳明兄認定我的意見屬于自由主義,指責我為自由儒學站臺。他的山頭意識之強,由此深懷敵我意識的劃陣,昭彰學界。但遺憾的是,陳明兄的斷定再次依托于純粹的想象:我自己評論自由儒學的文本,尚未刊出,他尚未“望文”,即已“生義”。陳明兄疾言厲色批評他所謂的自由儒學,殊不知,我不是自由儒學的贊同者,恰恰是自由儒學的批評者。不看文本,認詞造句,陳明兄確實依仗想象力馳騁思想疆場久矣。

 

陳明兄指正我說自由儒學正從格義儒學發展到主題儒學。這是他習慣性展開“想象的翅膀”,一者他未見文本,隨意批評;二者,我認為,是整個儒學正從格義慣性轉向主題研究,這是儒學研究的深化。

 

自晚明西學進入,不論外人還是國人、勿論儒者還是他者,都在格義。陳明所屬的大陸新儒家“山頭”,強勢主張儒家是宗教不是哲學,也是格西方宗教與哲學之義的產物。悖謬的是,一方他以具體學科為儒家畫框,另一方面又以閎大不經的文明看待儒家,拒絕對儒家進行專深研究。這對儒學獲得現代品格,絕非幸事。當他草率將儒學置于中西對峙的框架中,那就是更是冥頑不化、悖逆儒家與時俱進的精神:這不僅窒息了儒家的普世主義生命力,而且將儒家自囿于一國范圍之內。占山為王的儒者,于心何忍?

 

所謂自由主義儒學,是政治領域中的儒學建構嘗試。它不能與自由儒學一鍋煮。后者是完備學說,前者是政治理論。陳明兄認定,只要在政治領域闡明儒學,就會以自由、民主戕害儒學生機。這一斷定,自然是立于他有能力捍衛總體儒學的自信與自負。他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現代知識體系的繁雜,需要人們保持知識建構的謙恭,一切傲嬌,終將呈現無知者無畏的乖謬。

 

建構自由主義儒學,就是到龐大的現代政經學說、已經驗證的現代政制中汲取應有的營養。如此做來,既顯出儒者的謙恭,也展現儒者的會通能力,還表現儒者的現代取向,何樂而不為?!

 

陳明兄斷定自由主義儒學只是“自由主義的中國版”,而不是“儒家的現代版”。試想,陳明兄及同仁以“儒教中國”語國,“自由主義的中國版”不就是指自由主義的儒家濡化?“儒家的現代版”,豈不是儒家接納某些自由主義主張的結果么?有此兩個斷定,卻堅決拒斥兩者互通,此時極想耳語吾友,保持一下邏輯一貫。在國族國家建構的關鍵時刻,兩者都是動力,勿需在芝麻與西瓜之間猶疑。

 

儒家自有自由傳統,孔子與時俱進的歷史自由觀、孟子說大人而藐之的權力自由觀、荀子以王道制霸道的政策自由觀,如此等等,對塑造現代中國的政治個體與健全政制,價值不言而喻。以自由主義的理論形式闡揚之,釋放其現代能量,對中國建構合乎儒家理想的政制,助力明顯。儒家與自由主義的雙贏連接,不應扭曲為雙輸狀態。

 

蒙陳明兄提醒我和我的同仁反思以自覺,誠致謝意。但陳明兄也需直面這一提醒。一種基于山頭主義的黨派歸納,一種基于中西世仇的內外恒定,一種基于落草為寇、占山為王的地盤意識,確實是無法為中國謀求出路的。如今自由主義在刻意誘導之下已如過街老鼠,人人以喊打為快。但它提供的現代政治方案,似有甄別用之、無法否定的智慧在。不說陳明兄雖有山頭意識、仍有盟友觀念時,對打通自由主義與儒家的認同,即便今日他要加入剿滅的隊伍,我也還相信他具有理性的甄別能力。他以儒家已受中心加冕、自由主義已經邊緣,來判斷是否應當匯眾流以成大海,讓我對他的搖身一變,深感驚異。


為此,有三點想法貢獻于陳明兄:

 

其一,從態度論,對既成現代成果缺乏敬重,僅以儒家山頭意識,試圖獨辟蹊徑,開出專屬儒家的現代道路,從現代新儒家立場一退千里的說辭,表達無所依傍的審美情趣可以,表達扎實的現代建構必撞南墻;

 

其二,就現狀說,現代自由理念與立憲民主建構,是長久的現代發展經已確鑿驗證的人類寶貴財富,儒家應以“郁郁乎文哉”的心態欣然接受并納于自身,以抗拒此一現代來抗拒整個現代,既傷傳統儒家,又傷其現代轉型。有否“儒家的現代版”,全看儒家能否確立立憲政制,而不是相反。

 

其三,就結果言,大陸新儒家目前僅以認同態度取勝,一無可以公共對話的理論建構,二無務實的轉型進路,三無雍容大度的合作意念,如此對現代的抗拒,勢無前途可言。此時便已唯我獨尊,必然根絕同盟。“無果之花”,似成必然。

 

儒圣孔子嘗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陳明以“鳩占鵲巢”議論自己圈子之儒與儒家研究者的關系,可謂儒風盡失。何況,這個山頭,原不是“廟堂之上”獨領風騷的依權獨大之儒,而是身處江湖之遠的“學在民間”之儒。設身處地,為之著想,此儒與其深懷怨恨地拒斥研究同道,不如攜手共創儒家光明燦爛的未來。


儒家,與落草為寇、占山為王不宜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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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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