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當代中國儒家保守主義的歷史意識與歷史存在——以“康有為主義”的興起為線索

欄目:批評爭鳴
發布時間:2018-08-11 2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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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儒家保守主義的歷史意識與歷史存在

 ——以“康有為主義”的興起為線索

作者:白鋼(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一日乙亥

           耶穌2018年8月11日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與在各階層間不斷深化的利益差別

 

◆當代中國思想界之版圖-格局亦發生重大之變化

 

◆儒家保守主義的強勢崛起無疑是其中極值得重視的現象

 

不同于港臺新儒家試圖結合傳統儒家資源與西方現代性的做法,即以西方價值為普適而發掘中國傳統中與之對應的資源、論證儒家能夠與西方道路(以自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為核心)相協調適應的折中主義實踐。

 

當代中國的儒家保守主義主要由大陸學者所倡導闡發,以復興弘揚儒家價值為核心的中華道體為旨歸,在中西關系上重新強調“中體西用”與“夷夏之辨”。在此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體現為對于儒家家法的剖辨、體認、信仰、恪守,并以之為究竟。

 

對于儒家保守主義而言,如何解釋傳統(道統、政統、教統)之現代轉化,解釋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斷裂與相續,是極核心而富于挑戰性的任務。正是在此背景下,康有為研究成為儒家保守主義的自我意識中最重要也最具現實意義的環節,康學儼然化身當代儒家之王官學。

 

曾亦的《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2010)可謂開此風氣之先,唐文明的《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2012)與干春松的《保教立國:康有為的建國方略》(2015)、《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2015)是儒學內部為對此風氣之呼應,而章永樂與張翔所做的一系列圍繞康有為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則可以視作此風氣在儒學之外的學界激蕩之余波。

 

有別于此前主流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之論述脈絡,當代康學所重視者,不在作為戊戌變法之思想領袖與政治實踐者的早期康有為,而在戊戌之后持保皇立場的晚期康有為。

 

而晚期康有為之于當代儒家保守主義特具魅力吸引乃至欲罷不能者,正在兩點:

 

1)康有為是近代以來極罕見的一以貫之反對革命道路的保守派,或更明白地說,反革命;

 

2)康有為是試圖賦予儒家以宗教形式的孔教會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是假托孔子而事實上欲以自立的孔教會教主。

 

這事實上是對于此前之思想史對康有為評價的顛覆與反轉:

 

力主變法的、激越的、進步的康有為,成為需要反思的對象。

 

而保守的、反動的、將西方宗教經驗移植于中國失敗的康有為,被認為是較同時代的思想者更高明成熟者。

 

這種極具戲劇性的評價轉換,自然離不開相應之史料鉤沉、思想梳理與學術考量,但其內在邏輯早已超越純粹學理之范疇。或者,以新時代的階級關系與階級意識來思考這一問題,會更接近其本質。

 

在過去三十余年的時間中,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財富累積之迅疾豐厚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

 

在其資本-財富累積過程中,既分享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結構性機會,又常有利用體制內資源為己所用、化公為私、損公肥私的經歷(國有企業的MBO與房地產企業的超常規發展特別具有典型意義)。

 

對于那些所從事的產業植根于中國,其資本、財富的主體集中于中國的群體,他們自然地對于中國之歷史與現實具有某種同情。而其被形容為“原罪”的財富積累事實使得這一群體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建國歷史、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黨淵源、對于通過革命所確立的平等原則具有深切的反感、憂慮乃至憤懣。

 

伴隨著這一群體力量的不斷增長、自我意識的不斷強化與財富代際傳承的集中發生,他們迫切地需要一種能夠較高明地體現其整體利益的理論:既能有效地解釋其財富來源的正當性,反對任何外來力量對于其財富可能進行的剝奪(這種剝奪最激烈的形式便是革命),又能保證其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權力關系合理、有序、平穩、持久的傳承,進而論證這樣的財富-權力結構的在文化層面的優越性。

 

此前,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其世界范圍內的同類相似,以自由主義為主要的意識形態。上世紀80年代后開啟的中國式資本主義發展,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為極迅猛蓬勃的野蠻生長態勢,這直接決定了這一時期的中國自由主義具有極粗暴乃至粗鄙的原教旨主義傾向,在市場決定/政府干預、私有制/公有制、市民社會/民族國家、選舉式民主/共產黨領導的關系上,機械般地堅持前者之于后者的絕對優越地位。

 

這種形態的自由主義,內與中國特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相應,外從屬于全球范圍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通過對于各種資源特別是媒體資源的有效操控整合,成為了對于若干重大領域之決策具有核心影響力的事實上的主流意識形態。

 

2008年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全球范圍內新自由主義學說與實踐的失效乃至破產。

 

中國的整體經濟情態此后發生重大之變化,粗放的野蠻生長式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其對應之資本邏輯也無可避免地需要進行調整。這直接導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儒家保守主義應運而生,涌動風云。

 

中國的資產階級選擇儒家保守主義為自己的新型意識形態,是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日益失去其效力、中國從地區大國上升為世界大國的大格局相關聯的。

 

作為這一世界歷史之大事因緣的一部分,中國資產階級的實力與自我意識空前高漲。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再滿足于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與理論范式基礎上的自由主義,而希望從中國的傳統資源中尋到有關其自身之存在與意識的有效表達。

 

而儒家保守主義作為儒家傳統中特別重視發揚上下尊卑等序差別之“文家法”的代表,正能極好地滿足這樣的需要。

 

如果說,儒家內部以強調人皆可以成圣的平等傳統的“質家法”可以開出一種“儒家社會主義”的路向,則以儒家保守主義所代表的“文家法”則指向一種“儒家資本主義”的可能。

 

所謂“儒家資本主義”,是將資本無限自我繁殖-復制的核心邏輯與儒家“親親”“尊尊”之理念與實踐加以結合的制度。

 

形形色色的家族企業是儒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而各種想將自身擁有的特殊資源以類似私有財產轉移的方式進行傳承的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則構成其政治與社會基礎。

 

儒家保守主義不但可以依據其所擅長的有關嫡庶長幼尊卑的理論有效地解決財富與權力的代際傳承問題,更可以賦予其“禮法”的神圣性。相較于自由主義理論,這對于中國的資產階級確乎更有吸引力。

 

儒家保守主義在心性之學與禮法之教間對于后者的明顯偏愛,不但在于心性之學的代表(理學與心學)在路向上更傾向于儒家之“質家法”,社會心理的要素也不容忽視:在心性層面上,佛教較之儒學對中國當代有產階級的影響力要大得多。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革命之反動者的康有為形象之外,作為孔教創始人的他會散發出如此的魅力。將儒家的禮法與類似基督教式的宗教相結合,從而為“儒家資本主義”提供某種具有超越性的宗教基礎,是對于馬克斯·韋伯有關資本主義具有特定文明底色(所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理論的回應,盡管很難說是富于創造力的超越。

 

教會力量在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使得中國持儒家保守主義立場者看到了自身在一個“儒家資本主義”社會中持續發揮作用、保持超然地位的可能性。這比之蔣慶的“天道院”設想似乎在當下更具現實性。而對于中國的資產階級而言,一種兼有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氣息的宗教如能為己所用,自然樂見其成。

 

在某一階段,儒家保守主義與泛左翼能結成反對西方價值特別是西式民主的思想同盟。但伴隨著這種批判的深入,則二者的根本差異也會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

 

泛左翼對西式民主的批判建立在對人民主權的認同基礎之上,其批判的焦點在于西式的選舉式民主本質上受制于資本和權力,是虛偽的、形式的、缺乏人民主體性的,無法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目標。

 

儒家保守主義的批判則恰恰基于對人民主權的拒斥與否認,依照其理想政治的形態,唯有君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唯有君主才能以人民之主的身份行為民做主的事業。

 

這直接決定了儒家保守主義者對于毛澤東及其所締造之共和國的基本態度。

 

相對于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或者會對于主席體現出相對更高的同情與敬意,但這主要是基于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特定的政治共同體的締造者的身份,即傳統意義上的開國之君。

 

曾經一度成為輿論焦點的有關毛作為“國父”地位的討論,可視作儒家保守主義這一立場的延展或共鳴。

 

這種對于毛澤東看似尊崇的提法背后,是對于他作為人民領袖與革命導師地位的有意忽略與否定,而這種態度又無可避免地進一步指向由毛澤東所領導的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

 

對于儒家保守主義而言,它至多只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領導核心對應于傳統意義上的君主,擁有政統,卻不愿意將道統歸之于它:

 

在其想象中,唯有共產黨依照儒家的理念徹底改造(或說馴化),才可能獲得道統之正當性。

 

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承認,在人民主權被證成的時代,唯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君主。

 

循著儒家保守主義的理路,康有為思想中對于群眾的深刻不信任、對君主之意義的肯定、對于三世之間只宜次第漸進而不可一超直入的堅持、對革命所導致的破壞性后果的強調,恰構成其最具光彩、最富深思、最有現實意義的維度。

 

而康有為的《大同書》這一被毛澤東高度重視的文本,它體現著康有為思想中最強烈的理想主義與平等意識,則被視作康的思想中最無價值、最不合時宜的部分。這一傾向這正呼應于歷史上以世家大族為代表的以禮法為核心的儒家之文家法傳統,而它的不斷強化則超越了一般意義的文家法的范疇,而是將其推向極致。

 

在當代中國,世家大族這種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轉化為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在面對本集團與作為整體性的國家-人民之利益分歧時,它們天然地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旨歸,甚而不惜以損害后者為代價。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革命以“反帝”與“反封建”并舉的新階段,正是深刻地洞見了在帝國主義對中國分而治之與各種反動割據勢力挾洋自重二者間的內在關聯。非徹底的反帝不足以掃蕩封建集團之存在與意識,非徹底的反封建不足以真正清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蝕滲透。

 

五四運動的這種效果歷史,使它成為儒家保守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對象,從肯定五四反對列強欺凌(反帝)的積極意義而否定其對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之激進批判(反封建),發展到“五四之禍,甚于秦火”乃至“應徹底否定五四”這樣的言論,正是文家法之習性在失去質家法的平衡而無所顧忌情態下的真實流露。

 

作為五四運動之激烈批判對象也激烈地批判著五四的康有為,又一次完美地滿足了儒家保守主義與五四決裂的心理需要。

 

一個吊詭的事實是,無論康有為還是他的保守主義繼承者們,伴隨著對于五四的批判,都從其一直強調的“尊王”與“大一統”的立場上不斷退卻,而陷入對于利益集團與封建制的辯護中。

 

在郡縣與封建這一對富于張力的矛盾體中,他們極鮮明地倒向了后者。

 

這種一邊倒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評法批儒”的思想運動中對于儒家歷史形象的刻畫:腐朽、虛偽、反動的剝削階級(奴隸主和封建地主)之意識形態代表。

 

毛澤東那首極有深意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孔學名高實秕糠”與“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語,正是將儒-法之差異與封建-郡縣的立意緊密地連接在了一起。

 

當代的儒家保守主義,事實上深受“評法批儒”運動的影響,可以說,他們的代表人物正是對照著“評法批儒”所表述的儒家形象進行自我塑造的,只是又一次地將評價標準倒轉過來:

 

腐朽變作尚古,虛偽變作好禮,反動變作堅定,剝削階級變作君子大人。

 

而他們對于儒家的歷史地位與現實意義,對等序、統治、剝削的敘述,正指向“評法批儒”中描繪的儒家形象。幾乎所有在此類敘事中被認為是“糟得很”者,都被他們認為“好得很”。他們以自己的立場與理論,為“評法批儒”運動作了另類而深刻的正當性辯護。

 

對于封建社會及其禮法傳統之認同留戀激賞不斷充擴,自然會導向恢復土地私有制這樣的現實主張:

 

這才能真正實現“建土封茅”之理想,使禮法上升為宗法,使各種已經掌握了巨大資源的豪強與土地建立更緊密無間的關聯,從而變作“富而好禮”的“土豪”,建立一種名實相副的封建制。

 

在土地私有問題上,儒家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擁有高度的共識,這是二者得以建立同盟關系之最深刻基礎(經濟的與思想的)所在。

 

無論“儒家資本主義”還是“自由資本主義”,均不否認資本邏輯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不過儒家資本主義因其封建特征,對于土地及建諸其上的實體產業有異乎尋常的重視,故以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為基礎,而自由資本主義則更大程度上代表著金融資本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的訴求。

 

后者就其本質而言,要求取消一切國家、民族差別的資本流動、復制、增殖、支配的絕對自由。但這全然不妨礙它在所行之地抹上某種本土化的色彩。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都決定了,自由資本主義在度過其原教旨主義階段后,必須尋到更復雜精致、更具中國特色、更與傳統相契合的形式。儒家保守主義正可以為這它的這種形式轉換提供極深刻豐富的思想與制度資源。

 

作為儒家保守主義之最尖銳而深刻的思想代表,曾亦在《共和與君主》一書中,發現了一種在晚期康有為-晚期孫中山-晚期鄧小平之間的內在理路關聯,他不無深意地將之冠以“修正主義”之名,將其實質清晰地表述為“改良漸進或反革命的道路”(氏書第三章,特別是294-96頁)。

 

這一對于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道路之本質的斷言,意味著在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最根本的理論指引事實上是從康有為主義中流出的。

 

于是,所有的中國近現代史被重新置入傳統之治亂循環的敘事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建國事業(乃至1840年以來的全部革命歷程)無非是歷代王朝“馬上得天下”的現代版重現,而改革則意味著統治集團回歸儒家傳統實現“馬下而治之”。

 

這無疑道出了諸多在革命勝利后掌握巨大資源的群體希望永遠告別自己作為革命者的過去而將特權與利益長久保有、傳承的心聲。

 

然而,這種“修正主義”的道路,盡管修辭上有類于文質三統間折中損益(《白虎通·三教篇》)的提法,實質上卻是不斷地損質益文、將文家法推向極致而偏離中道。伴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的歷史性上升,這種“修正主義”的實踐或者能為中國指出一條延續霸權邏輯成為超級帝國的路徑,但注定無法為人類提供一種超越霸權結構與帝國困境的新的可能性,實現毛澤東主席對于新中國“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期待。

 

如果說,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道路,包含著某種新康有為主義的元素,那么也不應忘記,它同樣是毛澤東所開啟的以革命的能動的人民主體性為核心之道路的延續,伴隨這一實踐不斷深入,也必然迎來新階段的重大理論總結:新毛澤東主義。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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