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曾亦:國家已開始弘揚孝道,親親相隱是時候進入刑律了

欄目:獨家專訪
發布時間:2018-05-18 13:09:43
標簽:親親相隱、保守主義、復古、孝道
曾亦

作者簡介:曾亦,男,西歷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職于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現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兼任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儒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春秋公羊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儒家網獨家專訪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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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曾亦:國家已開始弘揚孝道,親親相隱是時候進入刑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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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簡介:曾亦,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經學研究所所長。著有《本體與工夫—湖湘學派研究》《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學史》,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

采訪人:任重(儒家網主編)

受訪時間:西元2018年5月15日


【提要】


◆“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制度

◆文革中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是不道德行為

◆“大義滅親”有前提條件,不能簡單地違背“親親”原則

◆保守主義在全球復興,家庭倫理開始回歸

◆制度上的復興包括各個方面,法律制度的復古更化非常重要


編者按近期,中國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播出專題,有法律專家針對一個家人幫助嫌犯潛逃17年的案例時候說到:


“其實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后,對于這種思想,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我們現行的刑事法治上,是不承認這種親親相隱思想的。最典型的比如說《刑法》中310條就規定了,這種窩藏罪和包庇罪,是不以你是不是親屬,或者是親屬之外的人來作為條件的。所以說,即使是親屬,只要有窩藏和包庇行為,也會構成犯罪。包括我們《刑事訴訟法》也強調,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包括任何單位和個人。”


就此問題,儒家網專訪了曾亦教授,現予發表,希望能促進思考和認識,并推動有關問題的進一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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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制度


儒家網:在現代中國社會,“親親相隱”還必須在法律中堅持么?如果是的話,這種堅持具體表現在哪里?比如,對于近親屬的不同犯罪行為,可以有著不同的相隱要求,即殺人罪不可以相隱,但在其他某些情況可以相隱,以及親人可以選擇不作證,但是不能包庇或窩藏。請問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曾亦:其實,無論是中國傳統法律,還是西方兩千多年來的法律傳統,都主張“親親相隱”。因此,“親親相隱”并不是儒家特別主張的一種道德觀念和法律制度,其他民族都不同程度主張“親親相隱”,可以說,“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制度。與之相反,社會主義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才是例外,是必須放棄的。


為什么呢?因為“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和制度背后有這樣一個普遍性的前提,即“親親”原則。這種原則首先是血緣性的,但引伸開來,則在中國體現為最高的道德準則,也就是“仁”。所以,反對“親親相隱”,本身就是“不仁”。人類有始以來,就形成了父子、夫婦和兄弟等自然關系,這是任何政治國家都無法否定的,從而“親親”原則就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前提。


或許,將來隨著生物科學的發展,很有可能會消除這種關系,如果人類真走到那一步,對人類是福是禍,卻很難說了。至于現階段,只有文革時因為強調階級關系,而把人類的各種自然和社會關系都還原成同志和敵人這種簡單的階級關系,所以我們才會鼓勵親屬之間的相互檢舉和揭發,釀成了無數的人倫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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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律中“親親相隱”條款的缺失,無疑是應該為此承擔責任的。所以,現行法律貫徹“親親相隱”的原則,應該目前傳統文化復興的重要內容,何須多疑!


至于“親親相隱”落實到具體法律的制訂和實施中,則須參看傳統法律和西方法律的相應規定。


譬如,傳統法律一般對于謀反、謀大逆和謀反這種大罪,是不適用“親親相隱”條款的;至于殺人罪,則無論中西法律,基本上都主張可以相隱。還有相隱親屬的范圍,傳統法律是比較寬泛的,包括同居親屬、大功以上親屬,還有外祖父母與外孫、嫂叔這種小功親屬,可見相隱范圍是很大的。


至于西方國家,英美法系的容隱親屬范圍較小,一般限于配偶;而大陸法系的容隱范圍較大,如1976年《德國刑法典》規定容隱范圍為直系血親及姻親、配偶、未婚配偶、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配偶、配偶之兄弟姐妹,還包括曾為姻親者、義父母子女、監護人和被監護人等,可見是相當大的。


總之,中國將來要實施“親親相隱”制度,可折衷古今中西的各種法律以及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具體裁量考慮。


文革中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是不道德行為


儒家網:在目前中央實施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個戰略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律中的“親親相隱”制度?


曾亦:“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人類早期,應該與血親復仇這種古老習俗有關。至于在中國,除了《論語》中孔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的經典主張以及《孟子》“竊負而逃”的設計外,還較多體現在《春秋》對當時歷史事實的評判中。


譬如,公子牙、慶父有弒君之罪,而叔姬有道淫之罪,《公羊傳》都主張“親親相隱”。到了秦國,雖然商鞅制訂了株連之刑,并“獎勵告奸”,但是,在秦律中卻最早體現了“親親相隱”的原則,即“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可見,至少子女告父母還是不允許的。


漢武帝以后,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其價值觀念開始影響到法律的制訂和施行,其中,最為標志性的事件就是漢宣帝地節四年所下的詔書,其中這樣說道:“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可見,朝廷完全是站在“親親”之情的角度,肯定了親屬之間相互隱匿罪行的合理性,即將“親親相隱”視為仁愛之心的體現。顯然,站在傳統倫理的立場,文革中那些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自然是大不仁的不道德行為。


“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在后世不斷得到強化,相隱的親屬范圍也不斷擴大,即由對直系尊親的容隱擴大到五服親屬乃至同居無服親的范圍。我們看唐律那里,其中有“同居相為隱”一條,明確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


唐律中的這個規定,對于以孝道為核心的儒家倫理,起到了制度性的保障作用,并一直沿用到后來宋、明、清的歷代法律,基本沒有什么變化。


可以說,儒家及歷代朝廷主張“親屬相隱”,這不僅符合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而且體現了“親親尊尊”這樣一個具有普世性的價值維度。


“大義滅親”有前提條件,不能簡單地違背“親親”原則


儒家網:儒家除了主張“親親相隱”之外,還存在“大義滅親”的提法,您是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系的?尤其是在現代法律體系中,如何協調兩者的關系。


曾亦:“大義滅親”的明確說法,最早見于《左傳》。


當時衛國有個大臣叫石碏,其子石厚幫助衛國公子州吁殺掉了當時的國君衛桓公,后來石碏設計擒殺了州吁和石厚。關于此事,《左傳》有這樣一個評價:“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在這個例子中,石蠟殺子所依據的“大義”,顯然就是儒家素來主張的“君臣之義”,就是說,石厚弒君之罪因為有悖于君臣大義,故其父據此大義而滅其子。


不難發現,儒家主張的“大義滅親”是有一定前提限制的:


其一,其罪有悖于父子、君臣之義。其二,卑幼有罪,唯尊長得滅之。換言之,如果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違背了“大義”,則子女通常不能告發,更不能親手誅殺,從而普遍會陷于“忠孝難兩全”的倫理困境。


譬如,晉朝時有個名叫李忽的女子,發現其父打算叛國投敵,就把其父殺了,但是,當時官府認為李忽“無人子之道”,遂處其以死刑。可見,“大義滅親”還是有前提條件的,不能純粹為了“大義”就簡單地違背“親親”的原則。


后來,這個限制條件在唐律中得到比較明確的規定。剛才提到的“同居相為隱”一條,里面就有一種例外情況,即當親屬犯了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三種“十惡不赦”的重罪時,這條法律就不適用了。而這三種重罪,大致相當于《左傳》講的“君臣大義”。


不過,還有一些極端的情況,就是天子的父親有罪當怎么辦?


《孟子》舉了一個“竊負而逃”的例子,當然這只是個假設。按照這個假設,舜的父親犯了殺人罪,因為舜是天子,是立法者,本身不能夠徇私枉法,該怎么辦呢?按照孟子的解決辦法,舜只能放棄君位,“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就是說,舜放棄天子的資格,也就放棄了天子所要承擔的責任,而純粹成全其作為孝子的責任而已。這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屈民而伸君”。在這個例子中,即便父親犯了殺了罪,子女也沒有告發的道理,更遑論執法了。


到了后周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類似的真實例子。


據《新五代史》記載,后周世宗柴榮是太祖郭威的養子,即位后,其生父柴守禮曾殺人于市,有司奏聞,而世宗不問其罪。按照古禮,世宗既已繼太祖郭威為后,則柴守禮不過“本生父”而已,世宗當降一等服喪,換言之,世宗不必像親生兒子那么盡孝了。


但是,世宗卻依然沒有治其父罪,這與舜的態度是一?樣的。差別在于,世宗卻沒有因此放棄天子之位。這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屈君而伸天”,是因為世宗作為“天子”的責任更重,而作為“人子”責任為輕。


后來歐陽修對世宗這種做法大加贊許,認為孟子的方案只是“為世立言”的需要,但落實到現實中,世宗雖然有“失刑”之過,但卻符合孝道,而后者的份量更重,故歐陽修許世宗為“知權”。


在柴世宗處理本生父犯罪這件事情上,其實有一個輕重的考量。就是說,世宗不問父親之罪,雖屬枉法失刑,但造成的后果并不重;但是其個人卻盡到了孝子的責任,且世宗作為天子,這種行為還給天下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使孝道得到伸張,所以更有價值,份量更重。世宗因此輕重相權,就自然寬縱其父罪了。


而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不僅主張國家利益至上,而且,基本上不承認“親親”的價值,或者說,“親親”的價值只局限于家庭,如此兩相權衡比較,法律正義之重自然是遠高于家庭孝道之輕了。


不過,自十八大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的全面復興,無論社會,還是政府,都意識到家庭及其倫理的重要性,于是孝道的價值將會變得越來越重。就此而言,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其中豁免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出庭作證的義務,可以說,這朝著中國傳統法系中“親屬相隱”條款的回歸,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保守主義在全球復興,家庭倫理開始回歸


尤其在傳統文化復興的這樣一種大背景中,這一步包含了更多的意義。我們有理由期待著,隨著現代中國人對親情份量和孝道價值的重視,“親親相隱”原則遲早會在法律中得到體現,從而使中國目前的法律不僅接續到數千年中國法律的傳統,而且也是對世界法律主流精神的回歸。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了保守主義在全球復興的時代。我們不難看到,不論是在西方世界,還是在伊斯蘭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傳統價值的回歸,并且,這種回歸還表現在傳統價值落實為具體性的制度變革,既有政治、法律方面的,也有社會、家庭方面的。


就中國來說,在最近的一、二十年,也多少體現了這么一種回歸,其中,家庭倫理的回歸無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問題在于,這樣一種傳統倫理如何在制度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和落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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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中非常重要的舉措,就是應當恢復傳統法律中“親親相隱”的條款。尤其對于中國來說,法律從來就不是維護個體、集體以及國家現實利益的工具,而是有著更高的價值追求,而在古代中國,這就是“仁愛”。


可以說,正是出于傳統文化中的“仁愛”精神,歷朝才會制訂“親親相隱”及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條款,從而使“仁愛”真正在社會現實中得到保障和落實。


西方近現代“親親相隱”法律制度不同于古代,被視為個體的權利而非義務


儒家網:現在西方主要國家的法律中,是否還保留有“親親相隱”的條款??


曾亦:我們前面說過,“親親相隱”這項法律制度是“親親”原則的體現,具有某種普世性,因此,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一項法律制度,在西方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譬如,在古希臘,智者游敘弗倫告發父親殺人,就受到了蘇格拉底的非難。后來,古羅馬法就有親屬相隱的明確法律規定,不僅親屬之間不能相互作證,而且,子女告發家長還會喪失繼承權,甚至任何公民都有權對其提起刑事訴訟。


到了近現代,西方法律依然有“親親相隱”的條款,不過,其中的理由跟古希臘不盡相同,更多出于意志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考慮。換言之,我包庇和隱匿親屬的罪行,以及拒絕作證,甚至作偽證等,不同于古代是一種義務,而是視為個體的權利。


譬如,法、德、意等國的訴訟法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1975年的《法國刑法典》和1976年的《德國刑法典》則規定四親等或二親等以內的血親和姻親有權為親屬隱罪。


不僅如此,前社會主義國家也保留了親屬容隱的內容。


譬如,東德刑訴法規定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捷克斯洛法克刑法則規定近親窩藏包庇一般犯罪不罰,不過,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缺乏對個人權利的保護,所以將國家利益視為至高無上。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都主張親屬有叛國、破壞公共財產等罪行時,親屬是不能包庇的。


這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現代德、法、意等國甚至公然規定包庇藏匿間諜、叛逆、侵略戰爭等重罪親屬者不罰。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各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反而接近唐以后法律的限制性條款。


制度上的復興包括各個方面,法律制度的復古更化非常重要


儒家網: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什么“親親相隱”原則從法律中消失了,其思想根源和理論依據是什么??


曾亦:其實,直到民國時的法律還保留了“親親相隱”的條款。譬如,1935年的民國刑法就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并為了近親屬利益而藏匿人犯、湮滅證據、便利脫逃、銷贓匿贓者,得免刑或減輕其刑等。


那么,為什么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建立以后,就徹底放棄了“親親相隱”的條款呢?我想,大概有這樣幾方面原因:


其一,無論是傳統中國,還是西方國家,都認同家庭和血緣的價值,而對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則完全把國家建立在分散個人之整合的基礎上,故以消極甚至否定的態度對待包括血緣在內的所有關系。可以說,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是以階級關系取代了父子、夫婦、兄弟等一切關系,因而自然不會承認基于這些人倫關系并保護這些關系的“親親相隱”制度。


其二,傳統中國包括古代西方的容隱制度,很大程度上基于對尊長或家長權力的保護,但中國自“五四”以來,卻視為所謂的父權和族權而加以批評,怎么還可能相反立法去保護這種權力呢?


其三,近代西方人重視意志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護,從而將這種觀念與古代親屬容隱的制度結合起來,而且,古代社會常有所謂“大義滅親”的限制前提,但到了近現代西方人那里,則似乎擴大了容隱行為的范圍,即便叛國罪也可為之容隱。


與之相反,社會主義中國則將國家和集體利益視為至高無上,而個人權利的保護則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所以,“親親相隱”的觀念和制度由于與集體和國家利益的抵觸,而被法律所忽視了,甚至在法律上強化了種種不得包庇和隱匿的條款。


近幾十年來,隨著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復興,包括家庭在內的種種傳統價值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們相信,這種復興不僅僅是觀念上的,而且還應該是制度上的。制度上的復興包括各個方面,其中,法律制度的復古更化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說,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對親屬作證條款的修正,體現了這種傳統文化復興的一部分,尤其與18大以來的文化復興總體戰略是一致的。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世界性的保守主義回歸的大潮中,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步子走得更快一些,但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制度方面的復興還剛剛開始,但畢竟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因此,這樣一種復興的方向,不僅是與兩千多年的中華法系傳統接軌,而且也將是與世界文明的大潮流、大趨勢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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