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來】“激進左派”漸成中國學術界“公害”

欄目:理論動態
發布時間:2018-02-26 14: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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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左派“漸成中國學術界“公害“

作者:周少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理論室主任、博導)

來源:《人民論壇》2018年2月下期(總第586 期)


【摘要】“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現實指向,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對學術規范和制度規則蠻橫沖撞,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


【關鍵詞】“激進左派”  “極化思維”  邏輯陷阱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是當代中國“左翼陣營”的“后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場的極端堅定、極化觀點的暴烈鮮明而卓然于世。他們以某些“左翼網站”和地下邊緣刊物為主要發聲平臺,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其核心觀點標識,近年來的崛起大有“蓋過”其新、老“左派”前輩的勢頭。但“激進左派”的話語體系及其政治主張中,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邏輯陷阱”,其急欲促發的學術輿論或社會運動,更具有難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會危害。對此,值得政學兩界給予理性關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陣營”的“急先鋒”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代中國的學界同樣呈現各式“群分”。 “老左派”“新左派”“中間左派”“激進左派”,同屬“左翼陣營”中的“學術友軍”,其代際沉浮和學理演進,與其自身學理論證的學術資源緊密相關,也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階層分化緊密相關。


傳統“老左派”的基本學術立場,是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僵化體制,堅持計劃經濟,堅持公有制,強烈反對市場經濟,反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因其學術話語難以“與時俱進”,不可逆轉地趨向衰落。所謂“新左派”,則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際轉向學術舞臺,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理論為學理資源,以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化、反對國際資本的全球擴張為標識,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反對市場競爭機制滲透侵蝕社會,其影響輻射范圍僅在“溫和新左派”的知識小圈子。2008年以后,“新左派”漸趨理性化學術,也沒有激化與“自由派”后續的相爭相辯,逐漸回歸學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銷聲歸隱、“新左派”回歸學術,“左翼陣營”看似“失落”的空檔期,由社會結構變革和階級階層分化所激發的“激進左派”,絕地逢生、沖殺而起。以2000年“烏有之鄉”網站(現已關閉)的開辦為核心陣地,“激進左派”有了自己的輿論發聲平臺,形成了一個以所謂的“民間學人”為主體的理論圈子。“激進左派”以“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思想為學理資源,以“階級斗爭與階級分析”為基本方法論,以反對資本主義和當代修正主義為核心政治主張,以代言和代表底層工農大眾為動員旗幟。其學術取向與社會現實指向,是希望通過組織底層民眾,造成強大的“底層動員壓力”,向政學兩界同時博弈施壓,并盡可能地影響高層決策。


“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為什么要“如此激進”?這正是其與“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權力資源為依托,其現實指向針對高層決策,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的主張多為“隱而不發”。“老左派”影響多在“老干部”的中高層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堅定純潔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處。“新左派”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知識資源依托,其現實指向針對“新自由主義狂潮”,其反對全球化大勢、反對資本主義化的主張,也更多地針對知識界的新老“自由主義”。“新左派”之中不乏“學功”深厚者,其西方學術的知識背景和學理資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義”上“縱論中國”,其影響力也多限于“知識青年”的學術圈子。


而“激進左派”崛起于“民間”,既無“老左派”的權力資源,也無“新左派”的知識資源,只能以“立場激進、主張激進、指向激進”相標榜,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的積怨積憤,以裹挾底層民眾的“烏合之力”,以期相爭相抗于政學兩界。這便是“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進,越能聚合民眾力量,越能相抗于權力資源或知識資源;似乎越激進,越能覆蓋并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為執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隨著“老左派”的日趨“老化”和“退場”,也隨著“新左派”的日趨“回歸學院和沉寂”,“激進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聲可能,并日益成為時常泛起的“公害”。


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動員”


民族主義是一種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種本能地對自身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民族主義如果走向極端非理性,趨向盲目排外封閉,甚至走向對外擴張、推行民族沙文主義,則民族主義的“正能量”可能畸變為“民族災難”。歷史上各次世界大戰中涌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畸變公害”,殷鑒不遠,不乏其例。


2017年中國周邊局勢時有趨緊,“朝鮮半島危機”幾近滑向戰爭邊緣,臺灣島內“臺獨”勢力猖狂潛行,美國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國為“競爭對手”。加之國內經濟增速的趨緩平穩和結構性調整,“農民工返鄉潮”及其“下崗失業”人員的隱性增大,似乎都給“激進左派”提供了“事實憑據”和“理論借口”。“激進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話語空間”,其強烈的排外反美、反對資本主義化,甚至質疑“全面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演說空間”。


“激進左派”一貫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自居,自行占據“道德制高點”,以“冷戰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和世界走向,枉顧日益緊密的國家合作和國際交流。他們往往簡單粗暴地把整個國際力量化分為“敵我陣營”,以“極化思維”和“暴烈語言”,進行“階級斗爭式”的大批判,以期影響和施壓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臺方略。在一些主流媒體和網絡論壇中,“激進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戰”“分分鐘橫掃臺灣”等極端戰爭言論。此種看似“極端愛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言論,實則是無視國際交往的“競爭與合作規則”,枉顧世界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復雜互利,只是以簡單“黑白二分”的“極化思維”,刺激和動員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以往的“抵制日貨”的狂熱運動中,在瘋狂打砸和傷及人命的非理性行為中,也可看到“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所可能導致的行為后果。


“激進左派”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肆意泛濫,在網絡空間中更是無限放大傳播,有了“激進左派”與“激進網民”的“上下加熱”,“激進左派”具有了極其強大的“激進宣示”和“戰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無底線”泛濫,極有可能引起國內外各界的“戰略誤判”和“政策誤讀”。


民粹主義的“理論底色”


中國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日漸泛起,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根源。社會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的分化,貧富差距的相對擴大,底層民眾就業和生活壓力的增加,都為民粹主義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但中國出現的民粹化現象及其問題,是一定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問題”,需要不斷地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健全民意表達渠道等“技術性手段”來解決。


正是在這一急劇轉型和結構性調整的過渡期,不斷產生并時有積壓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為“激進左派”的民粹化主張,提供了一定的“言說依據”和“話語空間”。這是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問題,并且這“一系列問題”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一次性解決”。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泛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國內“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是往往把政策性和體制性的技術改革問題,轉化為“底層民眾受階級壓迫剝削”的“階級斗爭問題”,煽動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積怨和積憤,并一貫把自己“打扮”成“工農大眾”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階級階層革命”,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為其民粹化言論和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極左翼民粹主義”,“激進左派”言論與激進民粹主義有著“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和民粹化行為的“理論底色”。這在大量“網絡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言論中,有極其明顯的表現和佐證。


底層民眾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的組織化,是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規范的民眾組織是社會矛盾和民眾糾紛的中間緩沖器,有利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節與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的自治基礎。


但“激進左派”的民眾組織化取向,存在著理論動員和組織延伸的“邏輯陷阱”。不同于“老左派”之間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于“新左派”之間的學術取向的“學術同盟”,“激進左派”既無權力資源、也無學術資源可以“依憑”,只有把其理論指向和現實指向“下沉下移”。借力于底層民眾,動員于底層民眾。這既與“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其集聚民眾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


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集會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澤東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河南、陜西、河北等地,宣傳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把底層民眾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


“激進左派”的組織化現實指向,主要針對青年大學生、國有企業失業工人和城市農民工,這是現代城市化生活中最無力和最缺乏組織的龐大群體。這些人群為“激進左派”的組織化指向提供了極其豐厚的社會土壤和階層支持基礎,其中潛藏著 “激進左派”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某些“歷史合理性”,也是我們絕不可輕視其影響及潛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如果失業就業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大、貧富差距長期客觀存在,“激進左派”的民粹主義言論的煽動會更有“市場”,其底層民眾組織化“理論代言”的角色和功能會更加凸顯。


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并為其“代言”的價值取向,也值得社會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界也有其警示價值。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現實指向,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其對學術規范和制度規則的蠻橫沖撞,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于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征途中的中國社會,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變異”趨向。


【參考文獻】


①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②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媒體介紹:《人民論壇》是人民日報社直屬單位、中央重點黨刊,獲得中國百強報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政府出版獎期刊獎等系列國家級榮譽。十八大以來,《人民論壇》推出的《習近平戰略思想》系列封面專題等許多重大策劃報道引起國內外廣泛反響,習近平、劉云山等中央領導同志年均20余次批示、肯定或引用。期發行量40余萬份,主要受眾為黨政干部、專家學者、企事業單位管理者與知識精英群體,被讀者譽為“中國第一政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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