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仄】簡論文化自信運動

欄目:理論動態
發布時間:2017-12-17 18: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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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仄

作者簡介:范仄,男,湖南人。獨立學者。


簡論文化自信運動

作者:范仄

來源:原載于“南水兮”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廿九日丁丑

         耶穌2017年12月16日

 

說明: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月度座談會2017年12月由文史哲組負責,主題是“中國走出去的文化溝通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于16日舉行,我作為文史哲組成員被要求發言。我撰寫稿子,全文6000多字,從中壓縮出15分鐘的發言,3000多字,其中第三節“作為文化自信運動伴隨物的文化蒙昧主義”省略不講。現將全文發布于此,并將現場的開場語抄錄于此:

 

“從上半場中關于《戰狼2》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的中國夢是美國夢的進口替代,英雄故事結構是進口的,是一樣的,但英雄已經由美國人變成中國人。上半場的發言也表現出這樣的特點,設計中國走出去的策略總會出現一種表達式:美國是怎么怎么做的,中國也可以怎么怎么做。在中國崛起過程中,進口替代是主要的微觀機制之一。看來中國走出去也必定有這樣一個階段。這可能是一種自然規律。

 

下半場的發言則努力回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一轉回似乎直接支持了我下面的發言。”

 

一、建立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

 

從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似乎存在一個從“道路自信運動”到“文化自信運動”的轉變。本文對這一轉變嘗試做出馬克思主義分析,并采用錯位互文的折衷方式表述。

 

中共最先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三個自信。在現實話語層面,這三個自信相互之間并不是同等價值和同等力量的。根據公開閱讀和私下聊天,“道路自信”是最有力量的,無論官方和社會、左派和右派,都有相當的支持者,其核心內涵是中國崛起的事實和過程,從“中國模式論”、“中國經驗論”到“中國道路論”,都引發比較充分的真實的討論。“理論自信”是最弱的,無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是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私下聊天看,在官方和社會都很難遇到真心相信的人。“制度自信”似有似無,或東或西,各說各的。

 

圍繞“道路自信”發生的爭論愈加激烈,“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則愈加衰弱,然而“道路自信”的制度解釋和理論解釋一直處于激烈爭論中。這“三個自信”可以歸為一個自信,即“道路自信”。圍繞“道路自信”而發生的爭論,可以稱為“道路自信運動”。中信基金會和中信研究院就是這場“道路自信運動”的產物和構成部分。孔丹理事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相信的,組建中信基金會和中信研究院就是力圖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闡述中國道路。

 

但更多的人只是在“文化自信”提出以后才真正行動起來。“文化自信”提出以來,中國似乎已經形成一場“文化自信運動”。“文化自信”,官方正式表述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同時包含有“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含義,而在社會上“文化自信”顯而易見地主要是指“中華民族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在實質操作層面,無論官方還是社會,都有把“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作為這場“文化自信運動”主體形式和總體形式的趨勢。

 

如果說“理論自信”主要是對“一般自我”或“類自我”的建構,那么“文化自信”主要是對“歷史自我”的建構,其形式具有鮮明的歷史因襲性。“文化自信”對“理論自信”一定程度的替代,也許是諸種因素的綜合產物。這些因素包括:中國的“中華民族復興夢”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在當前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同構性;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某些因素存在相應的遮蔽需求;中國人的“自信”存在相當的有限性,等等。“文化自信”最后會不會衍生出新的“理論自信”,尚需觀察。

 

在這場文化自信運動中,對中國道路的解釋,無論制度解釋和理論解釋,無論官方和民間,無論左派和右派,都似乎已經找到自己的解釋重點和努力方向。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政治概念的“西方”,完全轉變為作為地理及其文化的概念。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來源,變成作為地理概念及其文化的西方來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的心理地位大大降低,在少數人那里它保留一定的中介地位,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中國崛起的中介地位,而在更多的中國人那里,馬克思主義連這個中介地位都沒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僅是中國崛起的本源,而且是全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些曾經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供理論說明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式,正由中國傳統文化提供本源性說明,大量的研究者在這一層面做出努力。比如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階理論,首先被改造為任何階級和任何時代都可能有的作為國家治理理論一部分的一般性先鋒隊理論,并與中國古代的君子理論、士大夫群體理論等結合起來。此類研究越來越多。道路自信運動和文化自信運動者合二為一,一向曖昧不明的對中國崛起的制度解釋和理論解釋,在“文化自信”中似乎找到了出路。

 

也許可以說,這場文化自信運動的內核是中國崛起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本源關系,即建立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

 

二、將雇傭勞動型普遍性對抗關系作為教化對象的意識形態建設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必定是其所處時代以生產關系為基礎和核心的社會關系總和的一種反映。無論是傳統文化的復興還是新興文化的創造,無論普適而精致的文化形式還是具體而粗淺的文化形式,都是其現實性社會關系的一種反映。

 

也許可以說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文化形式,但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直在尋找屬于自己的文化形式,目前似乎已經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作為自己的文化形式。至少可以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看作自己的文化形式。在這一文化自信運動中,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合二為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不斷地被建構起來。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具有多重的歷史意義,其中之一是雇傭勞動的普遍化。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同時也是雇傭勞動普遍化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認為,普遍化雇傭勞動必然存在普遍性對抗關系。如果不對產生這種普遍化雇傭關系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根本性調整,這樣一種普遍性對抗關系就必然成為政治上的治理對象和意識形態上的教化對象。將雇傭勞動這種普遍性對抗關系作為教化對象的意識形態建設,只可能是在將雇傭關系神圣化基礎上建構和強化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體性等意識形態。在當前的世界結構中,這種意識形態最大的現實形式是“民族”和“民族主義”,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在只能說是這種意識形態最大的理想形式。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在當前至少具有三重意義。第一,“中華民族”的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體性等意識形態功能得到極大凸顯和張揚。魯迅意義上的“從來如此”逆轉為正面的建構意義。第二,社會主義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體性等意識形態功能通過中國古代“大同”等觀念得到擴張,并在社會主義概念中取得絕對性地位。第三,在分配正義基礎上增加文化正義,其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體性等意識形態功能出現成倍增強效應,大量的對傳統文化認同的文化人會投入到這一意識形態建設中,這是一種巨大的說服機制。比意識形態更加細微的話語政治建設,主要是建立能指的同一性對所指的對抗性的主導能力,最大化地發揮能指的同一性的政治功能,而所指的對抗性被限定在消極的揭示性預防功能上。

 

三、作為文化自信運動伴隨物的文化蒙昧主義

 

在將雇傭勞動這種普遍性對抗關系作為政治治理對象和作為意識形態教化對象的前提下,“文化自信”是個好東西,但往前走半步,就會墮落成文化蒙昧主義。自從“文化自信”在中國成為一種思潮以來,文化蒙昧主義隨即盛行。這兩者的并行難以避免,我們既不能對這種現象過于大意,也不必要過于恐慌。理論工作者需要這種并行現象揭示清楚,把文化自信推向深入,但不要以為自己的理論揭示就能終結文化蒙昧主義,而治理者則需要把握好這種并行現象。文化蒙昧主義在文化自信運動中固然具有強化自信的直接功效,但也會直接遮蔽真實的經驗和風險。

 

“文化自信”,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兩層含義,伴隨而來的文化蒙昧主義也在這兩個層面上都有體現。它們似乎共有一種錯誤的思維方法,我在《中國夢的美國分析和美國夢的中國分析》一文(此文可點擊進去)中曾稱之為“具象抽象倒錯比較法”:

 

“人們一旦對某個具體對象特別認同,一般會從中歸納出抽象原理論證自己認同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大多建立于認同對象在抽象原理中對其他對象的勝出上。事實是,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并不是因為對這抽象原理有反思性認同而做出理性選擇,而是因為首先對對象的認同。‘勝出’認知也不一定是建立在將抽象原理準確施用于其他對象的基礎之上,而往往是因為其他對象的具象與抽象原理的直接不一致。人最終是生活在具象中,也最終是具象在對人發揮機制性作用。在比較中引入抽象原理,固然是出于自我意識統一性的需要,但常常因為缺乏適當的清明而將人們置于具象與抽象的比較錯亂中。”

 

在最近的各種比較研究中,這種倒錯比較法比較常見。比如文明國家論對民族國家論、選賢舉能論對民主選舉論、政道思維論對政體思維論、天命革命論對政治革命論,等等。至于希臘偽史論一類則屬于不入流的文化蒙昧主義。

 

四、文化自信運動的世界歷史意義與中國文化走出去

 

“文化自信”與“中國文化走出去”密切相關。如果沒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方案,就沒有“文化自信”可言,或者說“文化自信”就會成為虛假的,而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須能夠解決當代世界問題,為它將去的地方解決問題,而不只是提供意識形態功能。不能解決即將所去的地方的問題,中國文化就走不出去。世界各地的問題千差萬別,中國文化為所有地方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這些地方也不可能要求中國文化具有這樣一種功能。中國文化為未來一個時期的世界提供總體方案和總方法論是必要的。

 

首先是必須為未來一個時期的世界提供普遍可接受的、為各地提供新可能的全球史觀。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世界史觀,基本上是西歐在19世紀建立起來的。他們確立“文藝復興”這一斷代概念,以此為中介,建立此前的古代史觀和此后的現代史觀。一個多世紀以來,以文藝復興為樞紐的世界史觀,雖然發生細微的甚至巨大的變化,但基本結構和框架是一致的。這是一個以個人理性、科學理性和世界理性等為核心理念的世界史觀。西歐,特別是英美,以這種世界觀為基礎,搭建由百科全書、辭書、教科書及現代教育、現代傳媒等組成的世界性通用的話語體系,為世界各國工業化提供相應的知識體系、思維體系和價值體系。

 

中國文化要有自信的走出去,就必須建構以自身為基礎的、可以被認可的全球史觀。如果說西方提供的世界史觀,是以均勢為基礎,以均勢觀念為主導的世界秩序觀,那么在全球愈來愈一體化的時代,中國提供的必須是“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全球史觀,以激活中國古典的和而不同的大一統政治觀,確立以綜合為體,以分析為用的思維方式。

 

“文藝復興”,被19世紀西歐確立為“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這也是19世紀西方人自我認知的一個溯源。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三百年中,西歐以外的歐亞大陸大多數地區正在努力建構多民族多宗教政治體的治理體系,這一努力最后被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摧毀。工業革命過去兩百多年里,全球開始演變成一個或多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政治體。我們也許需要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發現“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并以此為中介確立中國古典世界的“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及未來世界的“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大一統政治。這也許是建立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的第四重意義。如果說此前的三重意義是消極的,那么第四重意義是積極的,它們共同構成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的雙重性。

 

其次,我們需要提供一個具有統攝力的政治觀。如果說西方以“文藝復興”激活古希臘古羅馬的理性觀,我們需要激活中國古典的政治觀,那么我們的政治觀必須是以一種統一體的方式統攝這兩個傳統。一黨執政體制與多黨競選體制,由于被西方人論述為專制與民主的區別,不少中國人開始對民主觀念進行貶斥,甚至百般嘲弄。中國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可謂費盡心機,比如提出中國選賢舉能體制對西方民主體制的優越性,比如中國政道思維對西方政體思維的優越性。然而,與其說民主是古希臘古羅馬的產物,不如說是現代個體生產力發達的產物。無論古典的民主政體概念,還是現代的民主政體概念,都首先是階級性概念,然后是組織性概念。而一黨體制和多黨體制,都首先是組織性概念,然后是階級性概念。

 

中共中央在市場決定性地位原則基礎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無疑是在不動搖市場決定性地位的前提下努力建構作為政治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什么是政治社會形態?顧名思義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對社會的某種建構性。在中國以“封建”概念為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中,封建社會是一種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社會形態,而在中國古典話語中,“封建”只是與“郡縣”相對的處理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社會權力關系的一種政治社會形態。這種政治社會形態的關鍵在于,政治的相對獨立性主要來源于相應的土地所有制、戰略性生產資料控制權及官僚組織在來源、組成和財政上的相對自主性。

 

作為經濟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在市場決定性地位原則前提下,被改造為作為政治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以拯救和發展資源配置的市場體制。以中國古典政治傳統看,多黨體制與一黨體制之爭,封建與郡縣之爭,它們幾乎完全是一個層級的問題。換言之,中國古代的“封建”“郡縣”之爭已經演變成今天的“一黨體制”“多黨體制”之爭。也就是說,無論多黨體制與一黨體制,都存在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的表現形式在這兩種不同體制下是很不一樣的,其討論和建設的進路也是很不一樣的。因此,一黨執政體制條件下的人民民主依然是未完成的課題。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作出較大的貢獻,我們的文化自信就可能成為笑柄。

 

第三,是如何應對新生產力的挑戰。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保守的因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可謂是生產力保守性的一種表現,但生產力的革命性依然隨時都會爆發摧毀性作用。目前可能的生產力革命雖然被各種話語包裝得天花亂墜,但在我看來,“從生產力角度描述是自動生產的一體化和智能化,從生產關系角度描述是既有勞動與生產的分離”。目前最熱的話題之一是哪些行業和職業會消失,而新的行業和職業如何產生無人知曉。原來西方流行的“第三產業——服務業”觀念,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應該說已經破產。我在《世界文明演進規則簡論》一文(此文可點擊進去)指出,“通過不斷地創新和創業,在自動生產一體化和智能化時代,科研產業化本身會成為一個巨大母體,從自身分化出無數的新興產業,將此前的產業人群乾坤大挪移到這些新興產業上來,成為各種各樣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運用機器進行研究的實驗室如何分化出無數的新興產業,需要相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或經濟學理論對社會實踐和公共政策提供總的指導。中國崛起正好處于人類歷史的這一關口,如果在這一方面不能做出相應的理論貢獻,我們的文化自信就可能會化為烏有。

 

經過電商對深度統一市場的促進、供給側改革和一刀切的高壓式綠色發展理念,獨立積累型中小資本將大部分被摧毀,從而形成中小資本對大資本的全面依附,確立大資本的統治地位,此后的中小資本將通過借貸和融資等作為大資本的衍生物而存在,成為被大資本雇傭的中小資本家。這樣的一種社會經濟總結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屬于典型的金融資本主義結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資本型總經濟結構。當前的金融資本型總經濟結構,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以資本信用為開端,以股份資本為結果的經濟過程。這樣一種經濟過程在西方已經持續一個世紀。根據馬克思關于“資本一般”-“競爭”-“信用”-“股份資本”的分冊設想,如果不被社會主義革命打斷,作為結果的股份資本就會轉變為作為開端的股份資本,從而推動金融資本主義進入股份資本主義,從而在自動生產一體化和智能化時代新興產業形成過程中更好地解決創業偏好、創新偏好、就業偏好和投資偏好等的總體平衡關系。

 

總之,這場文化自信運動雖然起源于建構中國崛起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本源觀,但不能止于此,而應賦予全球社會嶄新的時代內容。嶄新的時代內容包括自動生產一體化和智能化、從金融資本主義向股份資本主義轉變、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全球政治體治理等。只有最終能夠開創全球社會這些嶄新時代內容的文化自信運動,才可能是世界歷史意義的。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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